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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十年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要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身。
按流行的时期划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后应当是象征主义或新浪漫主义。
这两种名字，多数作者对其意义缺少思考，几乎只作为口号在流传，因为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两种方向并未付诸实践，只有少数拒绝政治的、聚集于《现代》周围的作家转投这两种方向。
于此两种方向，他们也只是透过厨川白村（1880—1923）的作品，有了一些相互矛盾的认识。
对两者的思考其实是20世纪30年代初才开始的，当时始有翻译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尝试。
比如，郁达夫将新浪漫主义分为两种方向：一方面是新英雄主义的和新理想主义的方向，代表作家有罗曼·罗兰、巴比塞和阿纳托尔·法朗士；一方面是呈比较否定的态度的，忠实于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颓废虚无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的方向。
尽管郁达夫称赞英雄主义的方向，但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他还是更倾向于后一种方向。
在他早期的小说当中，西方文学的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他自称1912年刊行的小说《银灰色的死》的创作是受到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一夜之宿》（ALht）的启发。
与其同时代的多数作者不同，鲁迅对文学技巧尤其感兴趣。
他不喜欢以现实主义名世的西方作家，而是更欣赏果戈理（其首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名字即取自果戈理）、莱蒙托夫、显克维奇、裴多菲、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和迦尔洵。
[45]而在俄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下，鲁迅的作品表现出了明显的象征主义特征，比如作于1924年至1926年间的散文诗集《野草》，当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被读懂的，能完全理解者极少。
这部散文集也标志着鲁迅文学发展的终点，1927年后，鲁迅只专心于杂文，主要为左翼阵营写作。
对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讨论虽主要在散文领域，但部分也涉及诗歌，这点可见之于郭沫若早期的诗歌。
他受到了意象主义者（主要是惠特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徐志摩由英国返回中国后主编《诗刊》起，才日渐加深。
[46]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在共产主义者中出现了反对文学欧化的声音，他们把外国的文学看作不好的，而想以中国民间传统为依据。
瞿秋白（1899—1935）是这种本土方向的主要代表。
五四文学
五四文学多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之后是延安时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时期。
[47]但合理的是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分成五四文学（至1927年）和30年代文学（1927年至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在第二个时期里，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作品诞生了，五四运动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有时也被称为浪漫的气氛，被某种更清醒的、普遍来看更强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所替代。
在1919年之前的几年，文学革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已经开始。
长久以来，文学领域虽存在革新的努力，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是1917年才出现的。
这种文学在所有方面都有意识地区别于旧的传统，之所以被认为是现代文学，是因为这些作品的语言，也因为这些作品采用的形式和内容。
白话的使用不只将为民众打开通往文学的路径，最初也最明确地由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要求，实际上也只为某种活的文学创造了条件。
创刊于1915年，由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主编的《青年杂志》成为这场新运动的喉舌。
[48]《青年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同时印了法语名“LaJeunesse”
（意为“青年”
）。
其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刊登了当时在美国学习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该文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
这篇文章在发表前，就在留美学生中引起过讨论。
1915年末，陈独秀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49]，文章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达到现实主义，中国文学才会取得进步。
1916年，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提出“八事”
，此八事之提出至少部分受到了当时艾米·洛威尔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意象派六原则的启发。
[50]
一曰，不用典。
二曰，务去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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