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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公安派”
的代表人物非常注重诗歌表达个人情感的功能，他们认为陶渊明实现了这样的理想。
在江盈科（1553—1605）的时代，诗歌与情感的关系以几乎传统的方式得到了呈现。
[45]对陶渊明的推崇一直持续到今天，他被视为民间诗人，是“封建社会的批判者”
，与普通百姓同甘共苦。
这一诗人形象的神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对他的接受，其实他的这一形象与他实际的个人经历是有矛盾的，这个被视为隐居者的人曾为官约13年之久。
不过，陶渊明后期的形象还是有事实依据的。
在他的时代，陶渊明曾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仕途并不顺利。
他不屈服于一些地位在他之上的傲慢贵族，所以绝不可能长期在一个官位上任职。
公元393年，他曾短暂地做过一段时间官，但很快就辞官回家乡务农。
他于公元399年加入桓玄幕下，这是他为官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阶段，但在桓玄镇压了几次贫苦农民（也许应该把他们称作叛民）的起义，并去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请求国君赏赐之时，陶渊明就已经不在他手下任职了，而是成了刘裕的参军（此人在公元404年征讨并打败了桓玄），但不久之后，陶渊明就又从刘裕处辞官而去。
结合他的这种个人经历，我们也可以将陶渊明的诗歌理解为一个并不厌世者所表达的抗议，他只是不断因为感到心寒而选择退隐。
陶渊明的同代人中有一些选择从理论角度来论证为什么不做官是最高理想，而陶渊明则希望能将做官与个人生活结合起来，但他生活的世界并不允许这样的理想存在。
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在《桃花源记》中设计一个世外桃源来表示抗议了。
[46]
这篇著名的描述理想社会的文章由一个散文体的序和一首诗组成，风格与当时的志怪小说有类似之处。
文中讲到一位渔夫在一小片桃林中偶然发现了通向一处世外桃源的入口，里面的居民生活安宁和乐。
从那里返回后，渔夫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别人听，但后来再也没有人找到那个入口。
这里所描述的桃花源或许并不是完全的空想，而是南部山区与世隔绝的某个小社会，虽然时局混乱，政治动**，但这样的地方却能使那些留在现实世界中，寻求与周边环境相和谐的文人的理想状态得以实现。
陶渊明的文章本身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元300年前后一篇关于道教对天上世界详细描述的文章（伯夷的《桃花与石窟》）相联系。
[47]
陶渊明已经脱离了前代孙绰所代表的更倾向于哲学思考的玄言诗传统，而将自我放在了观察的中心。
但他平铺直叙的风格一开始就遭到了批评，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关注。
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完全不同于他的朋友颜延之（384—456），颜延之的语言工于雕琢，风格华丽，与谢灵运、鲍照合称“元嘉三大家”
（元嘉时期，424—453）。
在文学领域，陶渊明代表的是孤独者的形象，他遵从孟子著名的警示：在历史人物中寻找知音。
不同于庐山僧人慧远（334—416）的众多俗家弟子，陶渊明并不追求向另外一个世界退隐[48]，而是要在眼前的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的《咏史诗》是在历史中为自己寻找榜样，这显示出了他突破界限、突破个体限制的倾向，我们因而看到了一个正在寻找自己道路的诗人。
我们可以将这种基本矛盾看作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贵族阶层没落之后文官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陶渊明不仅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这种窘境，而且还很好地在文学作品中对它进行了描述。
正因如此，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诗作比当时所有其他作品的影响都更深远，特别是拥有众多注解的20首《饮酒》，其中的第5首开头写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位时间很短的梁元帝（552—554在位）遵循了陶渊明的思想，认为能将官职和退隐结合在一起才是最高的生活理想，他将园林视为退隐的去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人是在园林中建立起自己的天地的。
[49]做官与退隐结合在一起，而酒醉与清醒也无法再区分开来，因为人本来就既是醉的，又是清醒的。
醉已不能再被视为逃避现实的行为，因为清醒也已经是一种远离世事的形式。
[50]将嗜酒与青史留名结合在一起的做法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上文中所说的窘境。
张翰就曾经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
[51]白居易曾评价陶渊明“爱酒不爱名”
，[52]而陶渊明则评论那些争名逐利之人（《饮酒》其三）是“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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