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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人的故事中，最著名的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同时还是一位慷慨的文学资助者。
[121]这部文集收集了汉末到东晋末年的学者、官员以及其他上流社会成员的逸事，可以被看作笔记体的早期形式。
刘义庆也曾收集过志怪故事，这证明在公元5世纪早期，志怪、逸事和其他类型的故事已经被分别收集整理。
《世说新语》与《搜神记》的风格有相似之处，这种风格源自“清谈”
对细节和区分的追求，以及向
“四六体”
发展的趋势（在“四六体”
中，每句话都补以语助词，以此形成四字、六字相间成句的结构，因而得名）。
几个世纪之后，韩愈和柳宗元对这种浮夸的文风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例如下面这段摘自《世说新语》的话，共75字，但有34个字都可以删去，不会对内容有任何影响：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
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
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
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
既以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
遂携拯如初。
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122]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文人的创作，但这些故事和民间故事之间很难区分开来，正如艾伯华（WolframEberhard）在讲到中国民间童话起源的时候曾经说过的：“一方面，百姓中认字的人会阅读并讲述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形式不断变化，最终演变成民间故事；另一方面，文人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很多原本来自民间的故事，于是，民间的素材经过加工，变成了文学作品。”
[123]要研究这种“不断的交换”
在古代的故事中是如何进行的，相比研究后来的故事要更加困难，因为早期的故事都是通过后来的著作才为人所知的。
六朝时期（221—589），随着鬼怪和灵异故事逐渐发展成一个文学门类，它们也慢慢脱离了早期的形式，文人创作的鬼怪故事集开始出现，其后涌现出大量作品其中最优秀的当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作品的流传及佛教的影响
翻译成中文的印度佛经故事的传播史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还原，例如《本生经》和《百喻经》，这两部用于推广佛教的佛经故事集在公元10世纪之后的传播轨迹是非常清晰的，这类文章的来源甚至可以回溯到公元8世纪、9世纪，其中包括的“变文”
我们将在另章论述。
但相比较而言，志怪小说的流传轨迹就比较复杂，要研究这种文学形式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也比较困难。
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中古时期的志怪故事经常是在前代故事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从反对“虚妄”
的王充那里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志怪故事在六朝时期的流行与当时的宗教生活有紧密的关联，但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确定传入中国之后的佛教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发展。
在收录这一类叙事作品的类书中，李昉（925—996）带领一批学者共同编写并于公元978年完成的500卷《太平广记》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如果没有这部书，那么很多唐代和唐以前的小说可能根本无法保留下来。
除了《太平广记》，还应提到道世于公元668年编写完成的佛教类书《法苑珠林》，其中收录了大量前代文集中的志怪故事。
在这些类书之后，直到明朝晚期才又出现了个别作品集。
1912年清王朝灭亡之后，大量的文本编辑整理工作重新开始，其主要目的是寻找与儒家经典相抗衡的民族文学，从那时开始，这个工作就一直在继续。
这种编辑整理工作的成果有《五朝小说大观》《笔记小说大观》，王文濡模仿陶宗仪（1316—1403后）《说郛》而纂集的《说库》，[124]还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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