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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称闻一多1929年之前是诗人，1929年至1944年间是学者，1944年至1946年间是斗士。
尽管闻一多的诗从数量上来说少于徐志摩，但比徐诗更为成熟，也更具艺术性，特别是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其中的作品已经没有了第一部诗集中的那种恣意的浪漫和堆砌的比喻，代之以更为成熟的艺术手法。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一些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明显的象征主义倾向，他们不再将比喻与现实挂钩。
所有这些诗人都是在法国了解到了欧洲的象征主义，所以他们也被称作“象征派”
。
但这些诗人的影响很有限，因为他们的诗晦涩难懂，特别是李金发的诗。
李金发是象征派最重要的代表，他认为自己是先锋派，是先于时代的。
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李金发的两部诗集分别在1925年和1927年出版，李金发从此也被称为象征派“诗怪”
。
他的诗受到了波德莱尔、魏尔伦和马拉美的影响，既有对传统的刻意背离，也体现了五四运动创新的要求。
由此来看，李金发或许是20世纪20年代唯一的一位可以被称为“现代”
的诗人。
李金发的各种尝试在几年后由新成立的、施蛰存任主编的《现代》杂志刊印。
这本杂志的办刊质量之高让人惊讶，它吸引到的既有来自左翼阵营的作家，也有那些没有政治派别的著名作家，如小说家茅盾、张天翼和老舍，诗人艾青、卞之琳和何其芳。
围绕这份杂志形成的作家团体中，来自杭州的戴望舒是代表性人物。
戴望舒很早就显露出了诗歌天赋，他的诗《雨巷》尤为出名，他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
[184]
1932年，戴望舒与其他几人一起宣布加入现代派，并效仿欧洲诗人创作诗歌。
他对无产阶级文学不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他与早期新月社的几个成员是一致的，他们都将韵律、结构和表现力视为诗歌最重要的特性。
正是由于法国是这个文学派别的重镇，戴望舒于1932年前往法国也是理所当然的。
之后，戴望舒又去了马德里，在马德里，戴望舒结识了许多当时的诗人，并将这些诗人的很多作品翻译成了中文。
由于中国局势的变化，戴望舒在1937年回到香港。
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之后，戴望舒身陷囹圄。
他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诗歌作品，来表达自己所受的苦难以及爱国之情。
《狱中题壁》这首诗标明的创作日期是1942年8月27日，诗的开头写道：“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
与戴望舒一样，来自河南的于赓虞（1902—1963）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现代派。
于赓虞在学校中讲授外国文学，翻译外国作品（例如但丁的《神曲》）。
此外，他还撰写了一部世界文学史著作。
他自己的诗歌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厌倦，经常非常晦涩、复杂，受到象征派诗人的极大影响。
同样既是诗人也是翻译家的还有来自东北吉林的穆木天（1900—1971），他在大学攻读文学专业的时候就对法国的象征派产生了兴趣，深受这一派诗歌的影响。
在诗中，穆木天尝试通过词句的结构以及图形来创造特别的声音效果或节奏。
他的诗一开始阴郁灰暗，带着深深的寂寞感，但在1931年至1932年日本侵占他的家乡东北后，穆木天的文学态度彻底改变。
1932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此外还在上海创建了一个社团，并创办杂志，以推广民间诗歌。
有一些诗人为自己选择了“形而上派”
这个名字，他们的主要模仿对象是T.S.艾略特及其所代表的那种经常无具体所指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早在18世纪就已经在英国出现。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诗人是冯至（原名冯承植，1905—1993）和卞之琳[185]，冯至也和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一起，被称为“形式主义者”
。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尚在求学的冯至就已经与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创建了各种诗人团体，他自己也创作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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