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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他们在某些方面虽承袭唐诗，但总体还是受到更为冷静的宋诗的影响。
明诗新正统的建立与前后七子相关，他们以盛唐时期的诗为理想，宗法曾模拟唐诗的李东阳这样的前辈。
前后七子的成员虽有着共同的拟古主张，但各有爱好，如“前七子”
中最年长的王九思就非常喜欢唐代诗僧寒山的一些古怪作品，他的散曲几乎比他的诗还要出名。
对李东阳效仿得最为严格的是李梦阳，他25岁左右开始追随李东阳。
在唐代诗人当中，他主要以杜甫为宗，对杜诗的过度模仿使他自己的诗完全失去了个性。
李梦阳主要在北京为官，在公元16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他算得上是当时京城举足轻重的年轻诗人，也是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好友。
晚年的李梦阳被证明是善辩的幕僚、批评家和教育家。
重建朱熹修复过的，且为儒家学院范式的白鹿洞书院，也是李梦阳的功劳。
[11]为此，他曾撰写《白鹿洞书院新志》。
虽然诽谤性的指控几次使李梦阳遭到贬谪，甚至被革职，但作为诗人，他仍逐渐变得知名起来。
晚年，他还将自己的诗作和散文整理出版。
除了李梦阳，“前七子”
当中重要的作者还有何景明，他擅长各种诗体，是当时的作者中最为多面的。
“前七子”
当中还有王廷相（1474—1544），他似乎对佛家学说颇有兴趣。
在绘画方面，如同“前七子”
中的其他几位，他更倾向于浙派，而非吴派。
康海（1475—1540）同样是“前七子”
的成员，与李梦阳和王九思是朋友。
与王九思一样，康海更多因其杂剧和散曲而非因其诗作而闻名于世。
“前七子”
成员维系关系的基础，肯定是对唐诗的推崇，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这可能是他们结合起来的根本原因。
但是他们之中也存在冲突，比如边贡（1476—1532），他是宦官刘瑾的反对者，而王九思和康海则被认为与刘瑾有某种关系。
边贡喜爱唐代的新乐府诗，特别是白居易写的批评社会现实的那些作品，他的《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就是沿袭这种传统的例子。
明代有许多诗人其实是难以被归类的，杨慎（1488—1559）就是如此，他可能是16世纪最著名的诗人。
杨慎虽出身名门，却因政治上的反叛而被谪往西南戍边。
因为在那里投荒35年，他有关这个地区的记述不只有文学价值，而且还有历史和民俗学方面的重要价值。
除去诗与诗论，他也作词和曲。
此外，他是明代最重要女诗人黄娥（1498—1569）的丈夫。
和杨慎同样，李开先也不好归类，他虽和某些被认为继承了诗学正统的诗人（如康海和王九思）是朋友，但他的诗作仍有独到之处。
1541年，他与王廷相被一同卷进了皇家宗庙失火案，后回乡闲居，写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杂剧和诗歌，也包括画评。
公元16世纪中叶，有诗人和批评家想复兴并沿袭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拟古纲领，后来被称为“后七子”
。
“后七子”
之首是李攀龙（1514—1570）。
李攀龙更多的是因为他所编撰的集子，而非他的文学作品而闻名。
从1544年至16世纪50年代，他在当时的京城任职，但不久被削籍，从此过着家居的生活。
前七子几乎都来自北方，而后七子的家乡都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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