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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他们在某些方面虽承袭唐诗,但总体还是受到更为冷静的宋诗的影响。
明诗新正统的建立与前后七子相关,他们以盛唐时期的诗为理想,宗法曾模拟唐诗的李东阳这样的前辈。
前后七子的成员虽有着共同的拟古主张,但各有爱好,如“前七子”
中最年长的王九思就非常喜欢唐代诗僧寒山的一些古怪作品,他的散曲几乎比他的诗还要出名。
对李东阳效仿得最为严格的是李梦阳,他25岁左右开始追随李东阳。
在唐代诗人当中,他主要以杜甫为宗,对杜诗的过度模仿使他自己的诗完全失去了个性。
李梦阳主要在北京为官,在公元16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他算得上是当时京城举足轻重的年轻诗人,也是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好友。
晚年的李梦阳被证明是善辩的幕僚、批评家和教育家。
重建朱熹修复过的,且为儒家学院范式的白鹿洞书院,也是李梦阳的功劳。
[11]为此,他曾撰写《白鹿洞书院新志》。
虽然诽谤性的指控几次使李梦阳遭到贬谪,甚至被革职,但作为诗人,他仍逐渐变得知名起来。
晚年,他还将自己的诗作和散文整理出版。
除了李梦阳,“前七子”
当中重要的作者还有何景明,他擅长各种诗体,是当时的作者中最为多面的。
“前七子”
当中还有王廷相(1474—1544),他似乎对佛家学说颇有兴趣。
在绘画方面,如同“前七子”
中的其他几位,他更倾向于浙派,而非吴派。
康海(1475—1540)同样是“前七子”
的成员,与李梦阳和王九思是朋友。
与王九思一样,康海更多因其杂剧和散曲而非因其诗作而闻名于世。
“前七子”
成员维系关系的基础,肯定是对唐诗的推崇,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这可能是他们结合起来的根本原因。
但是他们之中也存在冲突,比如边贡(1476—1532),他是宦官刘瑾的反对者,而王九思和康海则被认为与刘瑾有某种关系。
边贡喜爱唐代的新乐府诗,特别是白居易写的批评社会现实的那些作品,他的《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就是沿袭这种传统的例子。
明代有许多诗人其实是难以被归类的,杨慎(1488—1559)就是如此,他可能是16世纪最著名的诗人。
杨慎虽出身名门,却因政治上的反叛而被谪往西南戍边。
因为在那里投荒35年,他有关这个地区的记述不只有文学价值,而且还有历史和民俗学方面的重要价值。
除去诗与诗论,他也作词和曲。
此外,他是明代最重要女诗人黄娥(1498—1569)的丈夫。
和杨慎同样,李开先也不好归类,他虽和某些被认为继承了诗学正统的诗人(如康海和王九思)是朋友,但他的诗作仍有独到之处。
1541年,他与王廷相被一同卷进了皇家宗庙失火案,后回乡闲居,写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杂剧和诗歌,也包括画评。
公元16世纪中叶,有诗人和批评家想复兴并沿袭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拟古纲领,后来被称为“后七子”
。
“后七子”
之首是李攀龙(1514—1570)。
李攀龙更多的是因为他所编撰的集子,而非他的文学作品而闻名。
从1544年至16世纪50年代,他在当时的京城任职,但不久被削籍,从此过着家居的生活。
前七子几乎都来自北方,而后七子的家乡都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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