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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白话和文言间的边界总是模糊的,主要是两者遵循着同样的句法。
根据对同样题材的不同处理,可以判断不同本子面向的受众是谁。
一般来说,给教育程度较高的对象写的读本或戏曲底本,往往包含更多能产生距离感的成分,音乐色彩和抒情色彩更浓,且使用神话素材和典故;而给教育程度较低的对象所作的本子中,滑稽成分、惊奇成分和叙述成分要远多于抒情及音乐成分。
因而,白话文学中的白话指的不是口语,而是与口语相近的书面语。
比如小说家冯梦龙,他是苏州上层社会中的一员,所以说的是属于吴语的苏州方言中上层社会所使用的变体。
[26]另外,冯梦龙不只熟悉这种方言的变体,还掌握北方话,也就是当时通用的官话。
这种染上了东南腔调的北方话,即所谓下江官话,是冯梦龙写作用的语言。
因而,冯梦龙在不使用文言的时候,写的其实是北方话的某种相对标准的形式,而不是当时的亦或是当地的口语。
所以,此处和下文提及的白话,实际指的是社会上层所使用的北方话的标准形式。
较之用北方话的书面语形式创作的文学,用其他方言(比如吴语、闽南语或粤语)写的严格意义上的白话文学极少有传世。
总的来说,如果暂且不考虑迁都造成的方言影响的话,在中国古代,文言始终不变的传承对大部分文学作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元朝统治时期废除科举考试的举措曾造成文言的间断,所以当时也有用某种间有口语的混合语写的铭文。
文言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的改革运动中,才逐渐被北方白话代替的。
14世纪的《中原音韵》是早期的北方话标准化及推广的尝试。
自16世纪起,女性读者数量增加,这对读者群的扩大应当起了不小的作用。
针对唐以来对女性普遍的压迫,在唐时就已存在的反对潮流在明代再次壮大。
吕坤(1536—1618)的《闺范图说》(序作于1590年)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这部作品以当时社会上层女性为对象,体现出当时在女性问题上的某种新意识。
这部著作以《列女传》为依据,其中的指示和说明可以证实:16世纪时的人们普遍喜欢读色情文学,生活闲散,且这并不限于社会上层。
尽管如此,劝告和教训还是不断出现。
阅读行为也因此受到影响,特别是在阅读风行的长江下游地区。
明初的文言短篇小说
明代后期的白话小说和古典小说同样承袭着以前的传奇和小说传统,无论这些小说是仍旧依附于历史故事,还是作为教化的工具,或是作为排解愁闷的文学而脱离了历史本身。
自明代起,有关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形式间的区别的意识日益形成。
晚明时期,冯梦龙曾指出两种形式之间的区别;他还把短篇小说与元杂剧、长篇小说与明代较长的杂剧传奇做了对比,借此说明这两种体裁的本质特征。
短篇小说很难被删去任何一处,一旦删去,它就失去了根本;与短篇小说不同,长篇小说有总的叙述结构,其中包含许多单个的故事。
尽管有时会被排斥甚或被禁止,明初的有些模仿唐传奇的文言小说集仍然十分受欢迎。
这里首先要提的是以散文和诗歌名世的瞿佑(1341—1427)所撰的《剪灯新话》(序作于1378年)。
[27]这本集子以及后来类似集子中的某些短篇小说,曾作为戏曲的底本或此后话本的底本,比如在冯梦龙或凌濛初的作品中。
《剪灯新话》在日本的影响力几乎比在中国还大。
在日本,它对高雅的消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仿效它所作的集子(它们的名字点出了这种关系)不少,包括李昌祺在谪役房山期间所作的凡21篇的《剪灯余话》。
[28]李昌祺在《剪灯余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职权滥用的现状,或是进行道德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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