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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文学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结成组织，这种传统在封建统治结束后仍旧延续着。
五四运动后，这种组织获得了新意义，因为它们也以出版物的形式宣传特定的文学主张及相应的政治目标。
文学理论的讨论因胡适最初在《新青年》上提出的白话文学的要求而有了新发展。
认为应以这种作为“文化革命”
而为世人所知的运动来看待所有后来的文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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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把语言看作衡量任何文学的价值的根本标准。
因为在他看来，活文学只能在活语言中产生，用死的语言无法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所以他提倡采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
实际上，他的文学观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总是处在中心地位，即文学的功用是表达思想和感情。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
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传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
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生活文学”
。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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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这样的看法并不是革命性的；但根据激动的语气和不断的重复，可以大概知道改革者所面对的困难和阻力有多大。
有一种说法特别有分量：中国文学中所有重要的作品向来是用白话或接近于白话的语言写的，有据可查的白话文学传统可追溯至宋代。
一如当时其他的作家和文学史家，胡适援用这种传统，肯定也是为了支持他的关于白话文学创新力的论点。
这样，在文学史领域，他成了最初尝试对白话文学作出概论的学者之一。
他的努力结果见于1928年在上海刊行的《白话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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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的论述中真正新的，给以后文学发展指出方向的，是对新内容的要求，他这样说：
推广材料的区域。
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领域，决不够采用。
即如今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
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合，……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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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这里，新的内容只占据次要的地位，白话文学却占有中心地位。
而在其他文学家那里，这种关系将反过来。
陈独秀已不再是主要以文学形式为对象，他把文学革命看作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
1917年，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要求：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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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种要求，他的理由是：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几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
……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
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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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团结是空前的，多数人相信中国需要彻底的文化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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