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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在创立之年，该社已有三种书问世，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郭沫若的诗集《女神》（1921年）及其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的《浮士德》最初也是由他译成汉语的），三种书均获得热烈的反响。
[73]1919年，郭沫若首次以自由体写的新诗于上海刊行，之后出版的《女神》之所以让他出名，主要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诗人如此彻底地突出独立的自我。
[74]过去，主体常常会消失在客体之后或之中，在惠特曼诗歌以及拜伦和德国表现主义诗歌的影响下，郭沫若赞颂普罗米修斯式和浮士德式有生命力的自我，他的写“中国第一位诗人”
屈原的剧作也贯穿了这种关于自我的观念。
1922年5月，旬刊《创造》创刊，这本杂志有意识地反对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反对其写实主义和为人生而艺术的纲领，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但与《小说月报》不同的是，《创造》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
在几种后续的刊物同样夭折以及多数成员改变创作方向之后，1926年，创造社又创办了名为《创造月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刊物。
一如其名所示，创造社的宗旨是肯定创造性自身的独立价值，创造新的东西。
创造社的发起明确以文学研究会为对立。
对创造社成员来说，文学是作者自我的表达。
他们认为，文学的目的只能在于此，虽然他们，特别是郭沫若，不但没否定还肯定了文学最终是一种社会现象，会对人和社会产生作用的社会现象。
创造社的创立者和成员中的多数于20年代末转向马克思主义。
1937年，郭沫若在回顾创造社历史时承认，创造社具有极端的个人主义。
这样，无论是创造社情绪激扬的反抗，还是文学研究会冷静的客观态度，都没能发展出长久成立的纲领。
尽管2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根本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但这种文学批评开始就以改革中国社会，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为己任。
就此而言，这些作者还完全处在传统精英的自我认识传统中。
他们把自己视为国民的老师，总是把世界的秩序摆在中心地位。
这种倾向在创造社的成员中尤甚，对于革命思想，他们是特别容易接受的，多数作者还在政治论战中形成了鲜明的立场。
在政治事件的影响下，特别是1923年2月7日当局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血腥镇压，许多作者决心让文学完全服务于政治和社会斗争。
比如占据郭沫若思想中心的首先不是分析和冷静的计算，而是破坏性的粉碎资本主义和推动民族复生的要求。
1923年5月18日，他写道：
中国的政治局面已到了破产的地步。
野兽般的武人专横，破廉耻的政客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压迫，把我们中华名族的血泪排抑成了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
我们暴露于战乱的惨祸之下，我们受着资本主义这条毒龙的巨爪的抟弄。
……
我们现在对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
[75]
郭沫若选择的不是退隐山林，而是以斗争为目标。
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的精神教我们择取后路，我们的精神不许我们退撄，我们要如暴风一样怒号，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尽，烧葬尽，迸射出全部的灵魂，提供初全部的生命。
…………
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
这便是我们所提出的标语（Motto）。
光明之前有混沌，创造之前有破坏。
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
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
我们的事业，在目下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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