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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如何，“罗王”
死后，被称作“罗王之学”
的甲骨学继往开来，通往《河图》《洛书》与古老中国的大门才就此洞开。
延伸阅读
为何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甲骨学的奠基人都是儒士？
甲骨文发现的时代，特别是甲骨学的初始阶段，“罗王之学”
兴起之时，正是晚清民国以来，传统中国文化精英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全面崩坏、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全面兴起的时代。
然而，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王懿荣、刘鹗，还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这些甲骨文早期的发现者和研究者、甲骨学的理论奠基人，却无一不是博古通今的儒生、儒士，而本应成为主角的现代知识分子却在这一国之显学的领域内全面缺位。
显然，这绝不该被视作历史的巧合，或者被轻易忽视。
事实上，与现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精英自古以来便以“博”
作为求知、治学之理想。
因为他们有着一颗“一物不知，深以为耻”
的羞耻心，即《法言·君子》所云：“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真正的儒生从来就没有过认知的边界和学术的桎梏，因为他们耻于在任何未知领域内沦为无知的奴隶。
就甲骨文而言，王懿荣发现龙骨上的书契，孙诒让研究《铁云藏龟》，等等，这些行为的原动力不应被视为朴素的好奇心，而是出于儒家崇高的羞耻心。
而与儒士的“博”
针锋相对的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专”
。
就在“罗王之学”
悄然兴起的时代，1919年，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正在发表着《以学术为业》的**演说。
他说道：“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
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从“最彻底的专业化”
到“真正完美的成就”
，学术的功利心、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竟如此昭然若揭又理直气壮。
由此而后的百年间，由知识分子学术成果、技术革命所缔造的线性的现代化已经在包括且不仅限于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内暴露出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通过无休止的现代化已经渗透到了自然生态、社会管理和公共情感等全方位、全天候的人类文明当中。
但即便是这样，它依旧不足以推翻专业化作为知识分子学术实践主流理想的现状。
这样的学术理想或许给予了甲骨文和甲骨学初始阶段知识分子集体失语这一问题在另一个层面里的答案。
或许也正是基于这些，重申甲骨文和甲骨学史上的这些故事才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1]王国维出生地在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盐官镇。
1949年后，海宁县隶属于嘉兴专区，后嘉兴专区改嘉兴市，海宁县又改为海宁市。
但在明清时，海宁初为县，后为州，均隶属于杭州府，民国元年又直属浙江省，均不由嘉兴府下辖。
因此，王国维是海宁人，亦可认为是杭州府人，如称其为嘉兴人，则是其出生地当代所属辖区划分，不确。
此外，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海宁县复升为海宁州，系杭州府下辖之散州，治所就在盐官镇。
此处历史文化遗迹众多，还是钱塘江观潮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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