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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相倾。
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他很感慨的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汉初大乱之后，商人投机弁利，使物价腾贵，米至每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
故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
这种法令到吕后时才得废弛，然则“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
（以上见《史记》三十）。
这就是晁错所谓“法律贱商人”
。
大概商人是新兴阶级，本来常受旧阶级的贱视。
社会上越贱视商人，商人越不能不自卫；自卫的武器便是金钱的势力。
此如中古欧洲贵族武士贱视犹太商人，而因为金钱都在犹太商人之手，他们终得最后的胜利。
试举晁错同时的一件事为例：
吴楚七国兵起（前154年）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旧注：“行者须赍粮而出，于子钱家贷之也。”
列侯封君从军皆须自备资用，这是封建社会的遗制。
欧洲封建时代也如此）。
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
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生一得十倍）。
三月吴楚平。
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史记》129）
这种高利债便是这班钱鬼子自卫的方法，报复的武器，也便是他们最遭贵族文人仇视的原因。
晁错所谓“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正是指此等行为。
但在急需的时候，十倍之息还有人抢着要，何况一倍利呢？
晁错等人对于这个新兴而有绝大势力的商人阶级，都认为有实行裁制的必要。
贾谊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晁错是个大政治家，便提出了一个方案。
晁错的提议是：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渫，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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