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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后来在《略谈香港》中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
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演中，鲁迅把延续数千年的最老、最旧、最没有变化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封建道德文章，亦即封建文化形象地称为“老调子”
。
对这样的“老调子”
，鲁迅毫不客气地予以整体性否定：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
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鲁迅指出，将中国唱完了好几回的“老调子”
，同时也是杀人不觉死的“软刀子”
。
殖民主义者，也鼓吹中国的封建文化，其目的是“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
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
。
鲁迅正是以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价值标准做出对“老调子”
的评判的。
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鲁迅呼吁要从“老调子”
的思想牢笼里解放出来，中国人应该唱出争取自由幸福的新的声音来，变封建文化专制的“无声的中国”
为唱出民主自由新声的有声的中国。
这正是《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主题。
在香港的大风疾雨中，鲁迅大声疾呼：“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在中国大革命的**中，鲁迅在主张叫出新声的同时，也极为关注更为有效的革命方式。
4月8日，应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的邀请，鲁迅在中国共产党人应修人的陪同下，赴黄埔军校做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
鲁迅坦率地讲了文学的声音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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