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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了Frockcoat，端坐着吃冷饭，的确有点异样，从“上等”
人看来，是失体统的，因此三等乘客纵使接了大餐的传单，也照样不敢跑进食堂里去。
（别的原因也或为钱，或怕坐位被人占去。
）这各等车室，首尾相衔的接着，里面空气却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
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
人的互相轻蔑疏远。
有一次我从门司往大阪，隔壁的车位上并坐着两个农夫模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看他们容貌精神上，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朝鲜的农人穿了一身哆啰麻的短衫裤，留着头发梳了髻罢了。
两人并坐着睡觉，有时日本人弯过手来，在朝鲜人腰间碰了一下，过一刻朝鲜人又伸出脚来，将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两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却终于并坐睡着，正如淘气的两个孩子，相骂相打，但也便忘了。
我想倘使这朝鲜人是“上等”
人，走进一等室，端坐在绅士队中，恐怕那种冰冷的空气，更要难受。
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
日本有两件事物，游历日本的外国人无不说及，本国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与艺妓（Geisha）。
国粹这句话，本来很足以惑人，本国的人对于这制度习惯了，便觉很有感情，又以为这种奇事的多少，都与本国荣誉的大小有关，所以热心拥护；外国人见了新奇的事物，不很习惯，也便觉很有趣味，随口赞叹，其实两者都不尽正当。
我们虽不宜专用理性，破坏艺术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乱发时代错误的议论。
武士的行为，无论做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件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
他们为主君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来已经全无意义，只令人觉得他们做了时代的牺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罢了。
艺妓与游女是别一种奴隶的生活，现在本应该早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但事实却正相反，凡公私宴会及各种仪式，几乎必有这种人做装饰，新吉原游廓的夜樱，岛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读作Tayu，本是艺人的总称，后来转指游女，游廓旧例，每年太夫盛装行道一周，称为道中），变成地方的一种韵事，诗人小说家画家每每赞美咏叹，流连不已，实在不很可解。
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况，与颓废派的心情，我们可以了解，但决不以为是向人生的正路，至于多数假颓废派，更是“无病呻吟”
，白造成许多所谓游**文学，供饱暖无事的人消闲罢了。
我们论事都凭个“我”
，但也不可全没杀了我中的“他”
，那些世俗的享乐，虽然满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
的意识上有点不安，便不敢定为合理的事。
各种国粹，多应该如此判断的。
俄国诗人Balimon氏二年前曾游日本，归国后将他的印象谈在报上发表，对于日本极加赞美，篇末说：“日本与日本人都爱花。
——日出的国，花的国。”
他于短歌俳句锦绘象牙细工之外，虽然也很赏赞武士与艺妓，但这一节话极是明澈——
日本人对于自然，都有一种诗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
他们很多的劳动，而且是美术的劳动。
有一次我曾见水田里的农夫劳作的美，不觉坠泪。
他们对于劳动对于自然的态度，都全是宗教的。
这话说得很美且真。
《星期评论》八号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节说——
只有乡下的农夫，是很可爱的。
平和的性格，忠实的真情，朴素的习惯，勤俭的风俗，不但和中国农夫没有两样，并且比中国江浙两省乡下的风习要好得多。
我访日向的新村时，在乡间逗留了几日，所得印象也约略如此。
但这也不仅日本为然，我在江浙走路，在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生一种感触，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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