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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气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
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
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变脸的小人的话不可信。
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
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顺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
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
,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
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
6.切忌以传闻为依据
领导者注重“民意”
,多听取一些意见是好事,但这些“民意”
只能做参考,决不能拿来做识人的依据。
在识人的问题上,战国时著名哲学家韩非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识人不可以舆论与传闻为依据。
韩非认为,对人,只应看他是否具有才华,而不管他是否受到非议或是赞誉。
为什么在识人的问题上要排除舆论与传闻的干扰呢?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以声誉的好坏来作为提拔人才的依据,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相互勾结,以便制造对对方不利的舆论与传闻;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来荐举官员,那么臣民就会致力于勾结拉拢而不再在法律的规定内凭功业来求得任用。
所以,如果任命官员不以才能作为标准,而只根据声誉、朋党关系如何,那么,国家就会混乱。
没有一套正确方法来识别人才的君主,必然会根据他人的议论来判断一个人的智愚与忠奸。
别人称赞谁,君主就随之喜欢谁;别人非议谁,君主也随之厌恶谁。
这样,传闻与毁誉成了衡量官员好坏的标准。
于是,那些惯于讨好、习于钻营、善于拉拉扯扯的人,就会得逞于一时,朝廷则可能被这群结党营私的小人所充斥;而那些正道直行的贤人君子,就会显得孤立无援,长此,就将形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局面。
战国时期,齐威王派朝中两位大夫分别去治理即墨和阿邑两个地方,过了一段时期,齐威王身边不断有人非议派往即墨地方的大夫,而对派往阿邑地方的大夫却屡屡赞扬。
齐威王遣人至两地观察,看到即墨地方田陌纵横,人民富足,秩序安定;而阿邑地方却是田园荒芜,百姓穷困。
为何对两个官员的反映都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呢?齐威王通过探查,才弄清真相。
原来是阿邑地方的大夫用大量钱财贿赂了朝廷官员,求其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美言;而即墨地方的大夫却不这样做,朝廷官员则有意中伤他。
于是,齐威王对作风正派、政绩卓著的即墨大夫给予万家赋税的封赏,而对弄虚作假、蒙骗朝廷的阿邑地方的大夫处以烹刑。
结果,“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
。
倘若齐威王闻言不察,听风即是雨,就会造成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小人得志,贤人遭殃。
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绝不可轻易听信传闻,不能仅仅以世俗之毁誉定人贤愚、优劣,而须认真考察真情后再作结论。
对此,《吕氏春秋·听言》有精辟的论述:“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
三国时代的刘邵说得更为全面,他讲,想做一个好官,必定要严格执法,事事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愁。
这样做虽然于治政有益,但也会引起一些人的不便、不安和不满,所以,容易被人诽谤而声誉不见得好;反之,违背自己的意愿,顺从那些人,这样虽然于治政无益,却可以博得他们的称誉。
所以,识别人才,一定要了解真实情况。
唐朝的唐玄宗也是因忠奸莫辨,信用李林甫,并听信其谗言,贬黜贤相裴耀卿和张九龄,导致朝政更加昏暗,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传闻与谗言,本是无从证实,甚至是凭空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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