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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
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
他“揣摩风云，一变前志”
，从1856年开始效法胡林冀，积极保举幕僚，不再拘于原则。
曾国藩为保举幕僚，花了不少心思，连保举方式都花样迭出，分成汇保、特保、密保三种，以不同情况、级别、待遇保举。
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
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三种保举方法中，按清朝惯例，只有密保才能出任实缺。
因此曾国藩十分看中密保，密保所保举的幕僚都是自己的心腹下属。
有了这些因素，他密保尤其用心，力求让下属迅速升迁。
曾国藩把密保又分为三个层次，仍采取不同办法保举。
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
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
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
可否吁恳天恩，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
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
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
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
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
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史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曾国藩开始大力保举下属，又为下属的升迁如此用心，各地人才自然纷纷投奔，而已在他的领导之下的下属更是感到有了奔头，干劲十足。
这正是使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起义中为清廷立下首功，获得“再造大清”
之美誉的重要因素。
由曾国藩的人生经历可知，满足下属的私心或者让他们看到有被满足的希望，是领导者获得事业成功的保证，也是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
领导者不要奢求下属的想法跟自己一致，他们首先希望他们的要求能被满足，然后才会考虑领导的目标。
有人说给下属精神上的满足胜过给他们物质上的满足，也就是说，这种人认为，领导者只要让下属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可以不管下属在加薪、升迁方面的需求。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广泛运用。
人人都知道，人首先考虑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例如衣、食、住、行等等，这些都需要金钱。
在物质方面无忧之后，人们才会考虑精神层面的享受。
只追求精神上的满足的人不是没有，但极少，领导者不要以为自己的下属就会高尚到这个地步。
而且，升迁和加薪不只意味着所赚得的金钱的增加，同时也是精神层面愉悦的源泉。
能升迁、加薪，不正是代表着领导者对下属的肯定吗？不正是下属人生价值的体现形式吗？
领导者不要因为某些人不负责任的、想当然的言论，就认为人才是最重视精神上的满足。
人才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也想有房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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