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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绿营兵体系的汛塘相比，巡检司及其他县丞、主簿等佐杂官的设置密度不可同日而语。
以《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中收录的以府州为范围的汛塘数为例，可以显著看出清代汛塘设置密度之高，足以证明尽管在地方治安控制体系中存在文武不分、协同缉拿的制度规定，但其中以武职为主而以文官为辅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表4-10广东部分州县汛塘与县辖政区数量比较
其次是汛界的问题。
汛是有边界的，各汛所管辖地也往往被称作“汛地”
，邻近塘汛还往往每月约定日期进行“会哨”
，这在广东舆图中有直观的表示，如编号为F.O.9311885的《廉州营汛舆图》图上多处写入“邻省会哨处所”
字样，编号为F.O.9311950的《广东东安、新兴、阳春三县塘汛图说》的图说部分，如河头陆汛，注明“每月十四日与左营分防东安城千总在黄村地方交签会哨，又二十日与肇协营分防新兴城把总在二十四山地方交签会哨，并无轮流更替”
等，可见塘汛存在自身的一套独特的以定点防守、定期会哨为核心的地方控制系统。
这一系统与文职官的分防佐杂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其防守区域，可能与“司”
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关联。
如编号为F.O.9311890的《百顺汛属舆图》，“百顺汛”
驻扎之处正好有一巡检司的建置，也称作“百顺司”
，这张地图的表示范围应该就是百顺司的范围，其中著录了塘、汛十二处。
还有几张地图直接在地图上用红线标示了汛的界线，如编号为F.O.9311928的《文昌县城汛舆图》用红色笔迹圈出驻扎在文昌县城的城守汛的防御范围，编号为F.O.9311929的《太平黎汛舆图》同样用红色笔迹绘出定安县太平黎汛“汛地”
范围，并在图说中称“该汛境内名山有铁钻、五指山”
，“境内”
一说已标明其具有固定范围。
编号为F.O.9311930的《定安县城汛舆图》、F.O.9311931的《赤草汛舆图》等也是同样的标示方法。
再次是在地方治安体系中，双方如何协同的问题。
作为地方防卫力量，以巡检司为主体的捕盗官力量显然是不太完善的。
本来明代巡检司弓兵数量非常之多，但经过清初陆续的裁汰，其巡逻力量大减。
如番禺县弓兵，“邑中原五巡检司，鹿步司七十名，茭塘、沙湾、慕德里、狮岭各二十二名。
国朝顺治七年裁去弓兵各色，改为皂隶，每司仅各存二名”
[159]，造成的局面是乾隆初“粤东巡检衙门止额设弓兵二名，每名工食银仅止三两”
，“以巡检一官驱使，止有二役，平时既不足以巡防，遇事又不敷其差遣”
，难免顾此失彼。
故乾隆五年最后议定要缺之巡检添设民壮四名，虽未列入要缺而驻扎之地逼近瑶排黎寨及海滨、私枭、私矿往来聚集之区并冲途要地、饷犯客商经过停泊之处，酌量添四名或两名民壮，共添设民壮五百余名[160]。
此外，江浦、茭塘、沙湾、广海寨等四巡检还各设巡船两支，黄鼎、马宁、香山、小黄圃、黄梁都、沙村、牛肚湾、神泉、湖口各设巡船一只[161]，与海防营制互为犄角，控扼海域。
但相对而言，清代巡检弓兵配备和其他省份相比，略有不足，与前代相比，更是差距明显，欲其在地方控制体系尤其是捕捉“大盗”
时难免就捉襟见肘了，故仰仗绿营兵体系就显得自然而然。
雍正帝就曾说过，“广东地方，山海交错，民猺杂处，贼盗易于潜踪。
所恃以防范者，则有安设之塘汛，星罗棋布，络绎声援。
无事则相为守望，一遇盗贼，则协力擒拿，勿使遁逸”
[162]。
表4-11清代巡检司弓兵员额举例
但汛塘并非完全就可以取代佐杂官的职掌，在清代的地方实践中，常常可以看到清廷不断试图增设佐杂官以弥补武职官员不能处理民事的制度缺陷。
佐杂官与武职官员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可以处理民事上，早在康熙五年，就立有“营汛获盗，取其口供，即送有司，不许非刑擅拷”
的规定[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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