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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若干研究将佐杂衙门视作市镇管理体制中的重要方面，并将之与明清市镇区域意识的觉醒联系起来。
如太田出推测到“行‘分防’的佐杂实分管县域，角色犹如以市镇为核所形成的此一空间的行政官，即‘镇长’。
这也可看成是基于响应市镇住民‘期待’的结果”
，并认为“分防的进行未必是来自‘上层’的硬性规定而是因为市镇住民积极的奔走、邀请”
。
先对太田出所提出的问题作一简析。
太田出从乡镇志中举出若干事例，证明乡镇居民在奏请移驻佐杂进驻和建设佐杂衙署方面，“积极踊跃”
，这也是得出上述结论的史料来源。
诚然，佐杂的分防程序往往是地方督抚的进奏，而在此之前，基层社会各种力量已可能有先期一步的筹划，不仅佐杂的进驻是如此，就是一个县级政区、府级政区的设立之先，往往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乡镇居民在佐杂移驻中的“踊跃”
并不令人吃惊，这与各地设立县级政区时驻地居民的踊跃与裁撤县级政区时居民的激烈反抗相似[81]，与其说是反映了区域意识的觉醒，毋宁说是对援借国家权力，以实现地方安宁的渴望，甚至可能还包括对于未设立佐杂地域的某种“优越心理”
。
更何况，清代对于佐杂的分防基本上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安排，其中江南地区有分防于市镇者，但也有分防于乡村的，在江南之外，分防于乡村者更是为数不少。
如果说佐杂分防市镇代表着乡镇力图成为行政体系中一员的努力的话，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些分驻于乡村者岂不是也可解释为某些村庄也力图成为某种行政区域?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故局限于江南一地，将市镇区域与佐杂分防联系在一起在形式上是行得通的，但如果将视野扩展至更大区域，市镇与佐杂分防的关联并非可以直接画上等号，对其意义也不应当给予过度的阐释。
对于佐杂与市镇管理的关系，已有学者提出了若干质疑。
如吴滔就很谨慎地提出质疑，认为“以往学者将巡检司制度作为市镇管理的一个重要领域进行探讨，恐有失偏颇”
，其举出的证据是明代吴江巡检司驻地，除三个设在市镇外，其余四个均设在乡村，认为“出于治安的缘故而设立的巡检司，并不一定是以市镇为核心的”
[82]。
赵思渊认为“明清以降，苏州巡检司多驻扎于市镇，以往认为巡检司起到市镇管理作用，实际巡检司驻扎于市镇的现象多是出于建置维持成本的考虑，巡检驻扎于市镇的现象并不能必然说明巡检是管理市镇的手段。”
[83]笔者赞同两位学者对巡检司与市镇关系的见解，稍可补充的是，如从全国整体的视角来对这一问题“揽镜自鉴”
，则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所谓市镇管理，其实隐含之意是市镇管理与乡村管理相比的特殊之处，也即是那些突出于市镇的特殊管理方式。
从这一意义上讲，巡检司也好，分防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好，可以看出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两个:一是弹压地方的警政权，一是民间细事的审理权。
而上述两项主要职责无论是对于市镇也好，对于乡村也好，都是相同的。
分驻于市镇的佐杂官与分驻于乡村的佐杂官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
第二，佐杂官之所以分防市镇，主要原因是市镇人口众多，是一县之内的人口聚集地，同时由于商贾贸易众多，人口比较混杂，是管理上的重点和难点，这在众多申请设置佐杂的奏档中经常看到。
因是之故，市镇才会设置佐杂官管理，从这一意义上讲，将佐杂设于市镇与设于隘口、关口、海口一样，并无特殊的政治安排，只是因为该地对政府而言，对地方治理的威胁更大而已。
至于市镇依照佐杂辖区作为构建自身地域系统的来源，这并非佐杂分管的初衷，而是地方文人的有意构造。
第三，佐杂官分防区域与市镇区域之间的关系复杂，并不构成必然的对应关系。
即以吴县为例，乾隆十一年前吴县属五百十二图，其中木渎镇巡检管辖高达三百十八图，超过县境一半，既包括木渎镇，也应当涵盖镇周边的广大乡村。
震泽全县是由典史、平望司、震泽司三员分辖，平望、震泽所管均近乎达到全县县境一半，所管既有镇区，也当然包括众多与镇毫无关系的广大乡村。
部分佐杂辖区如此广大，很难说他们是专管市镇的。
第四，从佐杂的职责来看，是警政和民间细事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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