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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总制鄂公一旦更始维新之，不独慰此邦人士之望，其经理区划为全滇金汤，永固捍卫。
今七载以来，叠蒙各宪指其兴学校，设官司，义学繁多，名师云集，先农而民知力田，创文宫而始劝学，以及城池、文庙次第并举，会馆乡祠、商贾辐辏，城郭建而保障严，兵卫聚而守御固，经制定而苛派除，夫役严而供应绝，起视吾邑民已喁喁向风慕义，绰有可观”
[71]，分明就是一个县官治理县政的景象。
乾隆三十五年，师宗州改为师宗县，州同亦改为县丞而原领事宜不变，“其征收支放，并地方一切事宜，即归县丞管理，命盗案仍归县审拟。”
[72]钱粮仍予征解，嘉庆六年时云南巡抚曾题请云南全省嘉庆四年带征二年分缓征本折银米案内，邱北县丞未完本色米石已据续解全完，请求将对县丞参处，照例开复[73]，可见邱北县丞的钱粮之责与原邱北州同并无二致。
此外，关于词讼方面，邱北县丞对于命案具有验报之权，嘉庆十七年时，邱北地方民人张遇美殴死其母，犯逆伦重案，时张家即是“前赴邱北县丞衙门报验”
，该县丞当即差拘犯证，一面带领仵作前去检查尸身。
但因该犯脱逃，县丞惧怕遭受处分，并未详报知县，因此遭致革职处分[74]。
可知，县丞虽无命案审理之权，而有缉捕罪犯，验报并详报知县之任。
到了道光二十年，以邱北县丞地置邱北县，兼护云贵总督颜伯焘在解释置县原因时称:“从前民稀事简，尚可弹压。
自改设县丞至今七十余年，生齿日繁，民俗犷悍”
[75]，正是由于人口增长，导致该地形势较前为重，故而升置为县。
到了民国时期，不少分州、分县都被改置为县。
民国时人回忆清代云南省制时曾提及这一制度变迁，“有清抚中夏，计二百六十八年，于云南之郡县，其间不无变更之事，惟是有增置无裁削耳。
民国则因其原有之一百零六治，一律改置为县，且扩张原日之分州分县而为县治。
于是滇中县治竟有一百三十余县之多也。
今者，郡邑之名，又多变易矣。
展阅舆图，数典其可忘祖乎?而且旧乘上多有某分府、某分州、某分县之诸名目，在隔朝异代之人读之，当然不易了然。
更不知此分府、分州属于何郡，此分县属于何邑也。”
[76]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
1.楚雄府大姚县属苴却巡检司。
原属土司地区，“每年纳马，故地以马名，每马彝长一名，曰马头，各辖数村或数十村不等，皆谓之马脚庄”
，明初以后地亩钱粮实由土司征收，但不过“羁縻之而已”
，自康熙二十一年以后直接归大姚县管理[77]，将“十马”
之地改为“十六里”
。
道光元年平定由陈天培等领导的傈僳族人民起事后，于此设苴却巡检司，弹压其地[78]。
苴却巡检司之地在清代独立性已相当之高。
民国二年设行政委员，民国十三年正式由大姚县析出成立永仁县[79]。
2.昭通府永善县副官村县丞。
原属乌蒙土府，雍正改土归流;六年设永善县，同时于副官村旧蛮夷副长官衙署所在地置巡检司，乾隆元年将巡检司改升为县丞，至是为副官村分县。
该分县在清代时行政运作就颇为独立，户部的一份档案证明，乾隆八年时，因副官村县丞所属火盆里因濒临大江，沿江一带坍陷，房屋被毁，就是由副官县县丞李苍霖奏报昭通知府并转而通过云南省向户部奏请赈恤的[80]。
宣统元年试办“靖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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