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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逐处查阅，现在新渠县城南门陷下数尺，北城门洞仅如月牙，……至新渠而起二三十里以外，越宝丰而至石嘴子，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回一二百里，竟成一片水海。
宝丰县城郭仓廒亦半入地中，户民无栖息之所，大半仍回原籍，尚有依栖高阜，聊图苟活者。”
[122]直隶阜平县，顺治十六年并入行唐、曲阳。
早在顺治十二年时，该县即遭受过水灾，损失惨重。
据当时奏请蠲免时所言，全县原额征粮地228.1835顷，顺治十年、十一年因水灾七分成灾的有127.54731顷，荒地无人耕种者达32.8643顷，一片白沙十分成灾者6.86274顷，受灾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3%，全县人丁6675丁，死亡、逃丁共计2008丁，“赋役之制，原出于地丁，若人丁逃亡，地土荒芜，赋税差徭，孰为办纳?”
况且，“阜平小邑边山，残疲称最，兼之连岁兵火灾伤，以故荒亡益甚，见在孑遗尚苦自顾不暇”
[189]，再加之战乱频仍，尤其是“顺治十六年晋贼高鼎陷阜平，焚官署，民舍殆尽，因是废县二十余年”
[190]，阜平被裁正受水灾、战乱之苦，也与县域狭小、人口稀少有一定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阜平的恢复有一定的偶然因素，时年康熙巡幸五台山，路经阜平废县时，士民“遮道上，言废县后输税苦远，愿复旧治”
，康熙怜悯之下下令恢复阜平[191]，但其实“其居民寥落如晨星，计其户籍，仅足当名都之一大聚落耳，虽不县可也”
[192]。
3.地域狭小。
如清源县“界仅三十里，徐沟县地方不过三十余里，请将清源县裁汰，统归徐沟县管理”
[123]。
河南河阴县，“开封府属河阴县，东西仅广二十八里，南北袤二十二里”
[124]。
福泉县本系雍正时因江南赋重而自青浦分出，至乾隆八年，因“地狭事简”
[125]，又重新合并。
4.同城二县的合并。
直隶蔚州与蔚县，虽为两个县级政区，但实质上州县同治一城，且地域犬牙交错，故加以合并。
贵州贵筑县与新贵县亦是因同城而治，且为贵阳府附郭县，以事务较简之贵州分设两附郭县，“虽征收地丁、承办驿站，似各有职掌，并行而不相碍，然此外如编甲捕盗，通行案缉等件，奉文转发，不得不两县互行，往往朝奉新编，夕承筑缉，一事而受两番之约束，恒多未便”
[126]，反而导致互相推诿，于行政并无便宜，故加以合并。
5.迁界令。
有两例，即清初为防止沿海居民与台湾郑氏政权联系，清政府颁布“迁界令”
，广东新安、澄海二县因此被并省入他县[127]。
此类调整具有临时性，故而三年后就得以复置。
通常而言，县的设置均在一县紧要之地。
虽由种种原因，需要在行政管理中加以调整，但仍不会放松对该地的控制。
清代对旧县的裁撤有了新的管理方式，这既是因地制宜而采取的新举措，也是清代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必然选择。
1.重划行政区域。
县的划割当有历史依据，否则便不易维持，且启地方争端。
县的裁撤，涉及两种情况:第一，整县并入他县，不涉及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割;第二，一县分入多县，清代仅有两例:平顺、魏县。
平顺于明代嘉靖八年设治时是从潞城、壶关、黎城分别划拨，撤县后各归原属，处置较为简易，“所有平顺一县应请裁汰。
……所辖编户三十一里及应征钱粮各归原拨之潞城、壶关、黎城三县经管征收”
[128]。
平顺虽分为三，然而，此三处仍被整编为“平顺乡”
，不仅乡学学额依旧，而且在捐资、摊派等事项中，旧平顺之地仍有协同之举。
如平顺废县后重修文庙，潞城知县黎宗干“申请府宪行檄壶、黎二邑，合原辖三十一里，按钱粮多寡分别捐项，轻重一律均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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