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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名划归元城十三村，故各拨文童、武童学额各一人予元城[154]。
将旧县之地学额另建乡学，是清代的创举（见表8-8）。
然而，就新县与旧县的融合而言，这一政策的弊端显而易见。
旧县之地即是乡学所统之地，旧县虽裁，其区域范围并未打破。
直隶魏县裁入大名、元城后，地方意识长期存在，其原因正始于乡学。
“查魏县系于乾隆二十三年裁并入大名，当时因学额仍旧，故独留学宫、教官于旧城，名曰乡学，以别于大名固有之县学，讵此端一开，百事踵仿，凡钱粮、差徭、词讼、胥吏等项，原属大者曰县，亦曰本邑。
原属魏者曰乡，亦曰新并，界限截然，百余年来，牢不可破”
[155]。
在山西四县中，类似议论亦有可见。
同治三年，清源创立梗阳书院，徐继畬在碑记中就称“清源，故太原大县也。
乾隆中移县治于徐沟驿，因以徐沟名县而改清源为乡，仍有学宫，两地界画判然，风气亦迥异”
[156]。
各废县乡绅对学宫抱有的特殊感情，一方面是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于学宫成为旧县“硕果仅存”
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
清源建梗阳书院，乡绅“踊跃输将，集银一万五千余两”
，在地瘠民贫的清源，乡民之踊跃令徐沟知县甚感意外[157]。
乐平重修乡学学宫，原拟募款三百缗，乡人“奔走相告，不数月，民之乐助以钱者，数及两千缗”
[158]。
又如马邑，“裁县后，百年来寂然无闻焉。
深幸邑之有官，掌司教化，能造士、能作人也”
[159]，霍百龄为马邑贡生，曾言“马邑既县为乡矣，所有一线遗留者独此学校耳”
[160]，学宫成为维系地方认同的纽带，而乡学也成为官方办学体系中自成一体的学区。
河阴裁并入荥泽后，“于文庙、学舍、县署卒不少改，以示每岁礼神、校士、饮射、读法诸仪，官斯土者，仍当于旧治行之”
[161]。
直隶漷县虽并入通州，然而学宫礼制未曾废弃，“漷虽归并，学宫犹存。
今春秋祭费，漷人以学田所入充之。
驻漷州判主其事。
诸生亦敬襄执事也焉。
旧制不容泯也”
[162]。
当然，也并非所有裁县之地都建立了乡学之制。
如宝丰、新渠二县，因地震之灾而满目疮痍，不具备设治之条件。
而且因该地系新开发之地，多外来移民，故裁县后令各童生各依本籍参加科考，并将该二县原有学额分配到临近州县，宁夏府学拨增八名、灵州中卫二县各增四名、宁夏宁朔二县各增三名、平罗加赠二名，共计二十四名[163]。
表8-8清代乡学设置
续表
资料来源:光绪《会典事例》卷366~380《礼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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