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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即不能平等，其权利义务之关系又曷能平等乎。
故乡之附于县为最不平等之制也久矣。
同此人也而仆隶焉，同此地也而附属焉。
受绅民歧视，任胥吏之重索，种种现状，笔难罄书”
。
[185]此文生动揭示了乡人为附庸之苦，与马邑乡人将县、乡关系比喻为“周末之附庸小邦，东西各国之保护属土”
是同一道理。
同样，在甘肃漳县[186]、贵州锦屏县[187]早在清代就不断有恢复旧制的呼声，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
这不仅是由于该地地域意识脱离于现实行政区划而长期延续的结果，也与佐杂进驻和乡学保留有关。
政区变化与基层社会变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无论是政区边界的调整等相对微小之事，还是政区的归并等，都会引发基层社会的反弹。
而清代尤其是雍正时期，基层政区的大规模调整中，民间社会的反应如何，如何处理政区调整后的地方关系，正是目前研究中缺失的地方。
本质上而言，这主要归因于目前的研究取向主要是一种中央的视角而缺少地方关怀，更多是从上而下的眼光去看待地方政区调整的合理性，或者说是“大一统”
观念下地方对中央政策的绝对服从，但居民地域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区调整的对抗性因素则尚少人关注。
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一文中，曾提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三个步骤的内容:第一是复原疆域政区变迁的全过程;第二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进行分解式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是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的变迁过程[188]。
要之，在行政区划研究中将政治过程与地理因素结合起来，是历史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趋向。
发掘政区变革中隐藏于官方叙事之下底层民众的声音，将政区变动与政治运作、地方社会史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行政区划变革的认识。
[1]《清高宗实录》卷699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庚辰，828页。
[2]《清高宗实录》卷612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丙午，874页。
[3]《清高宗实录》卷699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庚辰，828页。
[4]《清高宗实录》卷904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丁酉，71页。
[5]《清高宗实录》卷1023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丁巳，708页。
[6]《清高宗实录》卷881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庚午，805页。
[7]《清高宗实录》卷791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戊申，704页。
[8]《清高宗实录》卷791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戊申，704页。
[9]《清高宗实录》卷1120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960页。
[10]《清宣宗实录》卷199道光十一年十月己亥，1128页。
[11]《清高宗实录》卷612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丙午，874页。
[12]原载杭州《东南日报》1947年10月4日，《云涛》副刊第五期;又收入《长水集》（上），4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张伟然:《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14]《清高宗实录》卷804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庚午，863页。
[15]《清高宗实录》卷926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癸亥，444页。
[16]《清高宗实录》卷1023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丁巳，708页。
[17]嘉庆《三州辑略》卷2《官师门》。
[18]《清高宗实录》卷1065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丁丑，240页。
[19]《清高宗实录》卷926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癸亥，444页。
[20]《清高宗实录》卷939乾隆三十八年七月甲申，687页。
[21]《清高宗实录》卷711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丁卯，936页。
[22]《清高宗实录》卷748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乙亥，229页。
[23]《清高宗实录》卷942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己巳，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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