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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复旦大学求学，那时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以沿革地理见长;后来，又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从事地理学博士后研究，得以窥见政区研究古今结合之门径。
现代政区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不仅有对省市县乡的理论研究，也有特定区域的政区规划，更有大量县以下的研究。
以理论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设市模式实践，有切块设市、整县改市两种主要模式，是否存在第三种模式?答案是肯定的。
刘君德教授撰文认为，可以进行县下设市的尝试[7]。
先哲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面临现实的困惑，必然要追溯历史上的源头。
那么，历史上的县辖政区，又是何种情景?
十余年前，胡恒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我给他们班大三时讲授历史地理学概论课。
胡恒学习很用功，善于思考问题，经常提问，与我探讨，体现出对历史地理学的浓厚兴趣，后来读研、读博一直在我名下。
曾记得还在他读研时，我去参加某兄的学位论文答辩，论文指导教师是刘君德教授。
该学兄的研究主题是当代县以下政区研究，论文非常出色;但少量涉及历史时期情况往往语焉不详，主要原因是对历史文献的隔膜，对历史场景的生疏。
显然，要求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一下子对历史文献了如指掌、引用驾轻就熟、研究熟能生巧，恐怕是不可能的。
事后，刘君德教授跟我说，人民大学能不能展开对历史上的县辖政区的研究?当时，我就一口承应了。
回北京之后，与胡恒说起这件事，他兴趣很浓。
因县辖政区也是一个宏大命题，历史时期的研究也要分时段、分地域、分性质的研究。
事有凑巧，本世纪初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笔者有幸参加邹逸麟教授主持的《清史·地理志》工作，承担三省撰文。
为了锻炼学生的学术能力，我安排三位研究生撰写山西，胡恒分工山西中部。
笔者知道，以往一些学者参加集体项目，往往完工了事，做完之后就不再去思考;但胡恒并非那样，他一边研究、一边思考，待山西文稿完成之时，一些考证也完成了，进而若干篇论文的构思也在酝酿之中，真是应验了竺可桢先生“既出成果、也出人才”
的高见。
于是，硕士论文的选题在时段上选择了有清一代，专题上选择了巡检司，地域则覆盖全国。
由于问题意识强烈，提出问题又解决问题，加上文献功夫很在行，当年被评为清史所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对同一个学术领域的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必然会有收获。
读博期间，胡恒又提出对“皇权不下县”
命题的质疑。
本来这是一篇课堂作业，受到杨念群教授青睐，刊发于《新史学》第5卷《清史研究的新境》。
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全面、系统研究了清代县辖政区，在《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于是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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