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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敬陈酌停直省州县之改隶、佐贰之添设以免纷扰，以专责成事。
窃惟画野分疆，山川因其定势分猷，效职正佐，自有常员，经制昭垂，法綦美备。
我大行皇帝至圣至明，随时制宜，于直省督抚所题改隶州县，增设员弁等案，俱蒙敕部详议，酌量举行，原为一时整饬地方之至，计非谓各直省之州县员弁皆宜不时议改议增也。
比年以来，直省督抚或视为照例应行之事，有实宜改设者，亦有无庸改设，督抚因地方无事，有意更张以自表见者，又有新旧督抚意见不合，旋改旋归，迄无一定者。
伏思州县之设，大者二三百里，小者百余里，疆宇广狭，布置适宜，案件提解，何缘贻误。
况该管员弁才果有余，未必多数十里之地而遂见绌。
才若不足，未必少数十里之地而遂见优。
改隶一邑则一切刑名钱谷，册籍卷宗须赉造，乘机舞弊，百蠹丛生，展转稽查，急难就绪。
添设一官则修理衙署，招募胥吏，动关国帑，文书期会，益见纷繁，冗吏冗员更多供给。
又况百姓安于故常，改隶既有投供报册之劳，添官又有送迎悉索之扰。
地无定境则奸宄或致潜藏，官数既增，则责任转无专属。
臣请敕下直省督抚，嗣后所属州县，除实在离府辽远必须改隶及村镇繁难之地实应添官弹压者，仍准具题外，其余控制既已得宜，一概不准渎奏，则在民之纷扰可免，在官之责任愈专，国帑不致虚縻，地方益臻宁谧矣[68]。
杨超会此议主要是出于对雍正年间政区变动过于频繁而导致的种种经济、民生问题所作的反思。
但此奏并非刻意追求政区稳定，那些“离府辽远必须改隶”
者仍可调整，而“村镇繁难之地实应添官弹压者”
，仍准新设或移驻佐贰。
乾隆六年，清廷正式下令保持职官数额定制，“查设官分职，原有定制。
从前各省佐杂等官，各督抚有奏请添设、改隶，责任转无专属，请嗣后倘各省需用人员，止准于通省内随时改调，不得奏增糜费”
[69]。
此后，全国佐杂总数保持了大体的稳定。
但由于乾隆年间，全国政区调整仍在继续，而佐杂官及其辖区的增设与改隶虽较雍正年间力度稍弱，但在有清一代，仍是调整较为频繁的时期。
如果说佐杂官的移驻因不增加官员员额，在制度上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么乾隆年间新置的佐杂官员，就与驿丞、司狱等职官的逐步裁汰有莫大关系。
巡检司仍是调整的重点之一。
雍正年间新置和裁撤的较多，而对于设置不合理之处尚未从根本上调整，如江西一省，“所设巡检多因前明旧制，而地方繁简情形已有今昔异宜。
且有衙署无存，历任各员或僦民舍、或侨寓县城，业已离其汛守，不免贻误公事。
间有仍驻原处而民人或已迁移他所，徒置闲地，又或久经移驻他处，并无年月可稽而印信尚仍其旧，亦于体制非宜”
，因此迫切需要“随时斟酌调剂”
[70]。
乾隆年间，共新置137员，移驻131员，裁汰52员，净增85员[71]，有清一代中，新置数与净增数仅次于雍正时期。
一方面的原因是乾隆年间政区改革的持续进行并相应添设佐贰官尤其是巡检司，如乾隆三十二年江苏设立东台县，时仅设知县、典史二员，三十九年时增设富安场巡检[72]。
另外一个原因是清代裁撤驿丞导致的巡检司增置，乾隆二十年，将驿站钱粮改归州县管理，驿丞一职也因此陆续被裁汰，仅乾隆二十年各省奏裁的就有124员[73]。
驿丞裁汰以后，驿务如何管理?而驿站往往地处交通要道，又必须设官弹压，当时的对策已考虑到添置或移驻佐贰问题，“其驿站离州县稍远地方，或量移佐杂驻守照管，但直省各驿与州县道里远近、应否需用佐杂及该处佐杂现在有无分驻地方、可否移驻驿站并或州县地方辽阔，佐杂各有专司，仍应酌留驿丞在驿照料之处”
[74]，令各地按地方情形妥善处理。
据实际操作的结果，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裁汰驿丞改设巡检，如乾隆二十年“江苏之龙潭、界首、古城、钟吾、赵村、泗亭、桃山、利国八驿，各设巡检一，仍驻该地方管理。”
湖南原有驿丞二十一员，至乾隆四十年裁改为六员，但“各该驿丞专驻之所相距州县均有六七十里至一百二三十里不等，离城既远，牧令每有鞭长莫及之虞，而驿丞只司驿务，地方一切稽查弹压诸事又不便越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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