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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尝延集榄中人士于榄山书院，课较诗文，优加奖赏，摄篆仅数月，人咸颂之。”
[120]韶州府英德县，乾隆三十八年，“大饥，饿殍相望，监生吴伯缵捐银四百两与巡检司，设法赈济，又减价平粜，全活甚众。”
[121]另外，各捕巡官也有稳定市场价格的经济职能，如广东省城的番禺、南海两县，为稳定米价，于省城东门设米局，动用番禺县仓谷，由该县典史负责管理，价高时照定价粜卖。
省城西门另设米局，动用南海县仓谷，令移驻十三行之县丞管理[122]。
广东捕巡官另外一项职责是督修围基。
清初广东围基本由县丞经管，但当时县丞尚居于县城，“潦水骤发，猝难兼顾”
，而巡检“所辖地方，与民最亲，偶遇潦涨围基危险，即可督率乡民救护”
，因此在高明、四会两县将围基修筑交予巡检专管[123]。
后县丞、主簿等佐贰官纷纷分防地方，督修基围之责似乎各按所辖地方授予相应捕巡管理而不限于巡检，如肇庆府高要县，典史管内八围、横查巡检管内九围、县丞管九围[124]，南海县将捍潦围基交予捕属、主簿及五巡司管理，“隶捕属者二，主簿一十五，金利司十三，三江司四，黄鼎司二十五，江浦司二十九，五斗口司七”
[125]。
同时，督修围基前的祭祀活动也由该管捕巡官主持参与，“基工先择吉日动土，次择吉日建醮。
完醮择吉日祭基，请督工委员、该管地方主簿、巡检司主祭，祭品用猪羊。”
[126]方志中还记载了捕巡官直接参与督修基围的活动，如黄鼎司巡检嵇会嘉到任五载，“督筑各段险基”
[127]。
但也有部分佐杂官并不兼司水利，今国家图书馆保存有咸丰二年《广东各府州所属相距里数册》，内详细介绍了广东各府州所属佐杂官驻扎处所、相距里数、四至八到等信息，其中也概括记述了各佐杂官的简要职责与管辖范围，其中就提到如番禺县茭塘巡检司“经管属内地方捕务，并无围基、水利”
等信息[128]。
捕巡官员作为皇权的代表，与绅权在地方社会治理上是一种“合作”
关系。
基层治理中捕巡官员往往要利用地方士绅的权威来处理地方事宜，东莞县京山巡检卓炳森于道光元年任，时“地多盗，至则惩办土恶数人，复亲捕积匪冯鸭仔生王英等，盗风顿息，半仙山与田头械斗，邀邑绅陈铭珪为之排解，事遂寝。”
后遂于五年调任东莞县石龙县丞，“暇则邀正绅于社学讲圣谕”
[129]。
各捕巡官对士绅亦有尊崇之意，“邓朴庵先生，生平尚气，有古人非公不至之风，一日有至戚某被累，为京山司巡检司役所拘，其戚求以一刺见保，邓有所不愿，亦情有难辞，思得一计，于是每日送饭与戚某，食必着其近身跟随之人以相送，巡检某知之，即将戚某释放，竟不烦一刺之投，此亦情理之两尽者也。”
[130]巡检、士绅彼此达到“心照不宣”
的默契。
佛山五斗口巡检司于乾隆二十二年还通过灵应祠祭肉习俗的宣判，规定了里甲集团对于灵应祠的管理，不再名正言顺，并确认士绅集团参与的合法性[131]。
除了捕盗之类的“横暴权力”
，捕巡官还具有“教化权力”
。
像电白县巡检江勋，“好士，适县主曾公萼循良学道，士民向化，地方大治，遗老谓邑吏百年仅见于是。
江公导迎善意，谓古者庠序广设，其道相成，始倡议创建义学于司城中，授其事于玉川之祖文宪公。”
[132]在基层社会，捕巡官所具有的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陈春声在樟林镇所作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当地流传的《游火帝歌》等歌谣，其中唱到“六社俱有大乡绅，照理按束人士商。
如是做事不合理，拿送司爷办伊身”
，“司爷”
指的正是樟林镇巡检司，在游神活动开始之前，八社花灯、花旗队伍特意先到巡检司署表演、展示，“强调了实际发挥基层政权职能的巡检司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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