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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皋兰县红水县丞，乾隆三年始设，驻宽沟堡[71]，又兼管驿务[72]，二十二年因该县“北乡之红、永、宽、镇四堡距县三四百里不等，里民纳粮，跋涉维难”
，将县丞移驻红水堡，就近分征红、永、宽、镇四堡额粮[73]。
同样在乾隆二十二年，陕甘总督黄廷桂等因狄道州所管西北各乡距州治一百二三十里，“回汉杂处，民情刁悍”
，故移同城州判驻沙泥;秦州三岔分州亦于乾隆二十二年设置，此因秦州所管东南乡与陕西宝鸡县连界，距州治280里，山深箐密，故移与知州同城之州判驻扎于三岔镇，“其附近三岔镇各堡钱粮即分归该州判就近征收，仍照旧兼司捕务”
[74]，其目的均是为了解决距县或州治过远带来的控制不力问题。
事实上，与甘肃的情况一样，清代在处理其他省份的县级政区僻远地方的管理问题时，亦通过类似移驻佐贰文员的办法加以解决。
如山东巡抚杨应琚曾言，“州县之疆理原属久定之章程，固未可轻议更张，致滋纷扰，但若地连外省，僻远孤悬，来往稽查，官民交累，又不得不筹移驻之法而贻一方之后虑也”
[75]。
陈文述也曾论及为何要在政区僻远地带移驻佐杂官员，他说:“州县接壤之地及距城辽阔处所宜增设、移驻佐杂以资控驭也。
县境辽远者，每至百数十里，两三县接壤之地，最易藏奸纳匪及土豪把持之弊，以去县较远，控制不便也，宜酌量形势，添设巡检或移驻县丞……则声势联洽、人心安静矣”
[76]。
由此可见，佐贰分驻乡村的现象并非甘肃所仅有，在其他地域同样较为普遍地存在，已形成一定的“共识”
。
第二是因裁县而设，令分防佐贰管理原县辖境。
甘肃省分征佐贰中此类情况有两例。
一是庄浪县于乾隆四十二年裁入隆德，但庄浪县境“若全归隆德，则距县较远村落，凡遇完粮、诉讼等事，往返维艰，应将分驻宁羌驿之河州州判裁汰，改设庄浪县丞。
……从之。”
[77]正是考虑到庄浪裁入隆德以后，治理不易，故另移设庄浪县丞，管理原庄浪县的地界。
在设置庄浪县丞的奏疏中，陕甘总督勒尔谨是以“紧缺州县原有佐贰分驻就近查办之例”
为依据奏请添设的[78]，可见清代是有在裁县之后设置佐贰官来管理的“成例”
的。
漳县于道光年间并入陇西县，亦添设县丞一员，“惟县试文武童生尚赴陇西应试，其余仓库、钱粮，一切命盗、词讼均属县丞管理”
[79]。
第三是地方政治形势的变化导致的分征佐贰的设置，董志原分县的设立就与清末同治年间回民起义有关。
由于地主阶级剥削日重与统治者“护汉抑回”
的歧视政策，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的回民爆发大规模起义。
起义率先于同治元年在陕西爆发，但遭到清朝统治者的镇压。
同治三年，陕西回民军退守至甘肃庆阳府董志原一带，分散居住在方圆三百里的村落中，人数达六七万。
该地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地势扼要，又是陇东产粮区，起义军得以在此休整，并在随后几年不断进攻固原、庆阳府城等陇东地区。
左宗棠率部在同治十二年镇压了回民起义[80]。
政区调整成为左宗棠处理善后事宜的重要手段，其中对庆阳府、宁夏府等起义军长期据守之地通过升格政区等级和建立县治、厅治措施强化统治，对起义军的根据地董志原则分设县丞严加防范。
左氏奏称:“窃照陕回入甘后，即窜踞董志原地方，同治八年克复后，查该处系安化、宁州、镇原三州县分辖，南至泾河北岸家门泊起，北至驿马关、大乐涧、景山等处止，袤几三百里，东界马连河、赤城，西近销全、关泉各镇，广逾二百里”
。
如此广袤早已超过“百里之县”
的标准。
且该地处于三州县交界地带，离三州县治所均八九十里及百余里，因未设官吏，故“钱粮词讼一切经理乏人，民称不便”
[81]，“奸匪”
易于藏匿，故左宗棠于平乱之后，奏请于此处设立县丞，区划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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