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热天中文网】地址：https://www.rtzw.net
之设是传统社会国家权力第一次以无可置疑的、普遍的、成规模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在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
但如果忽略“区官”
与“司”
（清时代指佐杂辖地）名称上的区别，这种普设的“区官”
又与上述冯桂芬建议的“五千家设一巡检”
有何本质区别?这并非仅仅是我们事后的臆测，当时人亦有类似的观点。
时任军机章京的鲍心增就对裁撤巡检而改置区官颇为惋惜，“章京前数年在籍，往来郊野之时颇多，及甲辰灾祸，又为乡民筹办善后，至今未已，习知本县丹徒斜袤百五十里，设分司巡检三，考其所为，不过收受赌规、寿礼以糊其口，奸黠固无所畏，然小事犹能弹压，消息赖其察报。
若一旦裁去，则远郊之民不知有官，出城数十里便同化外矣。
又考其分辖之地不广，乡村耆老随时可入署往见。
当时曾设想，若每员虽筹养廉至少二千金，又悉得正途中贤员以任之，则官民相亲，情意通达，数十里中何患不治，由是合为一县、一郡，充极于各行省，治乱视此矣”
[44]。
如果深入到县下设区的细微处，我们更可以看到传统的延续。
县下设区，区的范围和界限并不是混乱无序的，它只规定了按照“固有之疆界”
，但何为“固有”
，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理解。
但可以想见，这种划分离不开对传统上得到认同的基层组织区域的利用，这其中就包括佐杂辖区，尤其是在一些佐杂辖区长期固定并得到民众认同的地区。
仅举番禺县的例子，有清一代，除县属地区外，番禺县共分沙湾、茭塘、鹿步、慕德里四巡检司辖区。
民国元年，清朝灭亡，广东省废除广州府，番禺县直隶，仍沿旧制划分为沙湾、茭塘、鹿步、慕德里四司[45]。
民国二十年设区、乡，全县划分为8区、55乡、623村。
原沙湾司为第一区，原茭塘司为第二、三区，鹿步司为第四区、五区，慕德里司为第六、七、八区。
可以看出，民国初期的区乡规划是将巡检司辖区划小、拆分的结果。
民国以后番禺县基层区域形态又发生了多次变迁，并最终形成今日的乡镇格局[46]。
但追根溯源，番禺县基层区划的源头正是清代的巡检司辖区，经过民国、新中国时期的不断调整形成今日格局，其总的趋势是划小辖区、增加乡镇数量。
再如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曾广设县佐，其与清代分防佐贰、杂职又有何本质区别?这些典型案例再次表明，在“现代化”
浪潮背后，“传统”
始终顽强的“活着”
。
清代乡村并非如先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皇权远离、绅权统治的区域。
自雍正中期开始，原本驻扎在县城的佐贰官纷纷进驻乡村要地，并分管一定区域;本与知县异地而治的巡检司等杂职官分管一定辖区，并逐步具备了较完整的行政职能，不仅一般的行政性事务经常参与，命案和钱粮也时有所及，制度所规定的不许佐杂参与刑名、钱粮的规定在基层实践中几成空文;驻于县城的典史也分管了城郭及其周边的区域，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拥有了众多基层官员，并进而对基层治理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佐杂官较少的县份施行“特殊管理区模式”
，由佐杂分管一定区域，知县管理另外县域，佐杂官较多的县份施行“全县分辖模式”
（见第四章），全县区域被几个佐杂官分管。
这种新型的基层管理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分权模式，将清代“一人政府”
的知县部分权力以析分县下辖区的形式予以分割，既使得原本居于县城，几成冗官的佐杂职官获得一定的专管之权，增加了治民之官，有效缓解了由于人口压力带来的管理负担，是“乡绅”
之外支撑乡村有效运行的另外一种补偿机制。
同时，佐杂辖区的长期延续，得到了中央模糊的承认，从而在赋税减免等事件中被单独提及并与州县同列，在地方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新的地域认同，成为民众表述地理单元时的一种选择;个别地区由于分县志的编纂大大强化了这一地域认同;个别佐杂辖区可与县级政区相嬗替，暗含了其在地域和职能上具有转变为县级政区的“潜能”
。
佐杂的这一新动向真正体现了清代基层治理的“特色”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