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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那时的作者对于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的自己，应是郁闷至极的。
年轻的时候，他会感到焦虑、愤怒，尝试进行斗争。
但当焦虑、斗争都无济于事时，他便对“风吹碧落浮云尽”
一句中所描绘的无忧无虑的世界心生向往。
随着他进一步接触现实主义，他看到了无数的黑暗与扭曲，同时也感到：问题绝不仅仅出在外部的现实世界。
他开始意识到，不仅是外部的世界有问题，他自身内部也有问题——即使不能将这些问题称为“罪”
。
据对这一点调查极为周全的小宫丰隆说，在写《门》这部小说时，夏目漱石再次经历了内心风暴，感受到了与创作《我是猫》时相似的郁闷和苦恼。
夏目漱石的内心充斥着复杂的情绪——他既对周围充满了愤恨的情绪，但一想到自己内心的软弱和缺陷，他又无法保持理直气壮的愤怒。
夏目漱石有着十分尖锐的自我反省意识。
这种反省常常令夏目漱石陷入焦虑的抑郁之中。
在这种抑郁的深处，他再次触碰一直以来对我执及无意识犯罪的恐惧。
于是，他有些草率地将这种感觉与代助所犯下的“通奸之罪”
结合起来。
这就使得我们不禁对作为《后来的事》的后续而出现的《门》中的情景感到似曾相识。
所以，在《门》这部作品中，不管是主人公还是他的妻子，每个人物形象中都有与罪恶感作斗争的一面。
那绝不是单纯凭空想象出来的或是借鉴别人的东西。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即作者表现这种罪恶感的方式是否妥当。
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作者把人物内心的焦虑和无法战胜这种焦虑的软弱思想，归咎于人物内心的罪恶和疯狂，并期望在宗教思想中获得救赎。
这本身就已经犯下了巨大的错误。
在《后来的事》和《门》的剧情中，代助和宗助都夺走了别人的妻子，这显然是一种罪过。
但如果我们认同恋爱自由的话，他们只是爱上了别人的妻子，并不能直接将这件事定义为犯罪。
特别是在《门》中，阿米是作为妹妹被朋友介绍给宗助的，而并非是以别人的妻子的身份。
所以宗助不知道阿米是别人的妻子，但是代助那边则很难说他是弄错了。
代助被父亲和兄长抛弃，被社会普遍排斥，陷入了与宗助相同的处境。
这两个不同情况的人，却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这不就表明与其说罪在他们，倒不如说罪在他们所处的社会。
况且，他们本来就没有严重的罪过，只是单纯地想要活出真实的自我，然而社会却将他们排斥在外，从而使他们被迫过着如同“背阴者”
般的生活。
那么不言而喻，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实际上，这正是自二叶亭四迷以来的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家们所痛切地体会到的悲剧。
其明确的证据是，从《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三开始，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所谓“多余者”
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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