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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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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房子应该叫别墅。
这不是夸张的说法。
当我来到崇明县三星镇永安村那三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楼跟前站定的时候，望着那金黄色的锥形屋顶阳台上的铁花栏杆，以及小洋楼南侧的如茵草坪，我忍不住对崇明县民政局长兼移民办主任施惠达说：“这有点儿像我们重庆的高档住宅区锦绣山庄，别墅的造型、颜色以及面积都相差无几。
那可是私人企业的老板和外资企业的外方人员才住得起的。”
施局长笑了笑:“也有外地甚至外国的朋友说移民的住房像别墅，但实事求是地讲，国家的预算，地方的补助，再加上移民旧房评估出来的金额，都无法达到那样高的水准。
移民住房的水准，只能说是普遍高于当地农民的水平而已。
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各方面都尽到最大努力了，因为同样实事求是地讲，外迁移民基本上都是上海的贫困户，他们的年均收入普遍低于当地的水平，有的经济条件更差。
我们还是先到移民家坐坐吧。”
这家户主叫徐继波，1978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差了十八分而名落孙山。
第二年准备再考，却因为家境贫寒而不得不放弃了升学的打算。
90年代初他获得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到云阳县里参加蚕桑技术培训班，结业后回到镇上，被当时的安溪乡政府留下来当农技员，推广蚕桑技术。
那时他已结婚，他把蚕桑技术第一个推广给自己的妻子，而自己的妻子从此每年养几张蚕仔，每年挣两三千块钱，这竟成了他一家四口主要的生活来源。
至于他，农技员的津贴少得可怜，他跳槽去了云阳县丝绸公司打工，在那里替公司收蚕茧。
收蚕茧是个季节性活路，虽说是收得多得到的也多，但一年到头收不到几天，想想觉得不是长久之计，他干脆卷起铺盖回到乡下种田种地，直到田地将被淹没，全家必须搬迁。
外迁的时候，他大女儿已进初中，小女儿才上小学，考虑到家庭负担不轻，到了上海不可能再添置什么，因此在规定体积的范围内，他带走了老家的全部旧家具。
现在，旧家具在新房子里已经各就各位。
宽大的客厅里，有一对竹编的凉椅，一个做工粗糙且没上漆的茶几，剩下的空间则被两个体型臃肿倒红不黑的方柜占据着，上面虽然放有电视机，但我一眼就看出那是老家用来装米或装谷子的。
两个女儿的房间稍微整洁一些，木床和条桌无疑是老式的，而且油漆脱落，陈旧不堪，然而墙头上歪歪斜斜的几幅明星照片，多少让这间屋子游动着几丝现代的气息。
处于原始状态的便是徐继波夫妇的卧室了，缝着补丁的蚊帐悬挂在已见裂缝的木**，被盖没有叠折，布毯皱成一堆，和屋子角落塑料盆中的一堆换洗衣服遥相呼应。
窗框原本是铝合金的，不挂窗帘也还好看，可是这里偏偏贴上了报纸。
主人的忙碌可以想见，刚从地里回来的徐继波的妻子又到院后喂猪去了，但是对照这幢房子的别墅式的造型，我却有了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印象。
这种印象是和发达的上海与贫穷的山区在经济上的悬殊相一致的，只不过当两者集中到一幢房子里来的时候，这种印象便愈加强烈愈加刺眼罢了。
好在女主人豁达而乐观，她先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在厂里上班，现在还不可能回来，然后告诉我们，由于外迁的时候徐继波下船走在最前面，所以她丈夫被上海媒体称作第一个踏上崇明岛的移民，并且让我们看了记者当时拍的照片。
“徐继波双手抱了个花盆，里面栽的什么花呀？”
我指着照片问。
“不是花，是树，老家带来的黄桷树。”
女主人朝屋前的院子边上努了努嘴，“带来的当天就栽到土里去了，活是活了，但长得不好，水土不服吧，难怪崇明岛上看不见一根黄桷树。”
黄桷树是重庆市树，以顽强的生命力著称，又以坚韧的渗透力见长，姑且不论它能否在这里枝繁叶茂，单凭在异地他乡愿意厮守一株来自老家的树苗，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便让我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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