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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当地是否有送西红柿的风俗，只知道富裕的浙江农民也有着贫困山区的憨厚与朴实。
我把西红柿递给徐小娜:“你把它转交给劳局长，因为我来干窑镇的时候，他说如果移民还有什么反映情况的材料，让我给他带回来。
现在，我给他带回来了……”
我回到杭州的当天，钱国女主任也从北京回来了。
我去浙江省移民办看她，因这位移民办主任还担任着省民政厅党组成员的缘故，所以我一见面就问，你是参加民政方面的会呢还是移民方面的会？她说，是移民方面的会，现在移民方面的会要比民政方面的会多得多。
她又说，从会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的角度说，移民方面的会议就不算多了。
我提到几个月前在这里召开过的一次会议，也就是好些省份移民办的同志称呼的杭州会议。
“这次会议开得是时候。”
钱主任和蔼的表情中显露出几分严峻，“国务院提出的移民政策‘两个调整’的方针已经三年了，从试点到大规模的向十一个省市举迁，移民外迁工作顺利向前推进，到目前已经完成出市外迁总任务量的百分之七十三。
但是与此同时，接收外迁移民的十一个省市相继发生了多起移民不稳定的事件，这就给顺利向前推进的移民外迁工作造成了障碍。
所以，国家三建委这次召开的会议叫做外迁移民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主要是解决稳得住的问题。”
当我问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时，钱主任认为有迁出地的原因，有迁入地的原因，都在于基础工作不扎实，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积累和激化了矛盾。
她最后谈到移民本身的原因，那就是特殊公民和绝对平均的思想比较严重，而应有的法制观念比较淡薄。
我同意她的看法。
记得在嘉兴采访时，有位移民我开始觉得非常通情达理，既是高中文化水平，喜欢看书，又是多年打工在外，见多识广，到了嘉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城南参观中共一大南湖会址。
可是，以后他向我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我家的电费，你说应不应该缴？”
我回答说:“如果你用了电而不缴电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当地供电部门就可以对你拉闸停电。”
他一听火冒三丈:“第一我不晓得有电力法，第二就是有电力法，也不应该把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算在执法范围之内，或者干脆增加一个条款:凡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可以不缴或少缴所用电费。”
“为什么？”
我惊异得睁大眼睛。
他火气未减，振振有词地道:“三峡工程是修来发电的，我们是为三峡工程搬家的我们凭啥子还要缴电费？要是我们不搬家，它发得出鬼的电来，真是的，吃屎的欺负到屙屎的头上来了！”
我无言以对。
因为这位特殊公民的思维方式与语言逻辑都是特殊的，要改变这种特殊，却不在我的能力范围。
钱主任告诉我说:“这次会上，还传达了吴邦国副总理的一个批示精神，他认为外迁工作总体上是顺利的，但对15%存在不同程度困难的移民，以及5%有对立情绪的移民要高度重视，否则5%会影响到95%，他强调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外迁移民工作思想性、政策性很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会留下后患，因此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措施。”
我对钱主任道:“难怪你们要组织这么多干部到基层搞安置检查了。
这次与他们同行，是一次额外的收获。
另外你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我也颇感兴趣。”
钱主任摇摇头，莞尔一笑道:“那是我们移民办几个秀才搞的，作为一种尝试，一种探索。
其中有的观点我觉得不错，有的却不敢苟同。
比如说移民的思维方式，论文认为迁入地人们的市场意识浓厚，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而外迁移民思维习惯上有盆地意识，往往急功好利，怕风险、怕竞争，市场意识淡薄，遇到问题不是去找市场而是去找市长。
论文举了一个例证，部分外迁移民将脐橙之类的土特产运到迁入地后，大多依赖当地政府部门帮他们推销。
这个例子充其量是就事论事，不足以证明前面市场意识淡薄的观点。
他在老家为什么不找市场推销脐橙呢？因为用不着。
为什么在迁入地就用得着呢？这当中显然存在别的问题。
在发现问题，提出政策措施方面，我觉得上海市移民办的工作做得比我们好，你明天去上海，一定要去崇明岛上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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