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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把全中国的人组织起来，努力于革命的事业。”
又谓：“民族盛衰，是在民族对于文化的自信力。
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创造文化。
要能够不断继续创造文化，发展文化，才有民族的生命，才有民族生命的发展。”
亦惟中国文化之复兴，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和平。
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先生是最热烈的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
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和平，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
又：“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创制力的复活。
是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高抬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
戴氏又谓今中国之乱源，静的方面，在于物质文明之不兴；动的方面，在于道德之堕落。
《青年之路序》：“今天中国的乱源，静的方面是在物质文明的不兴，动的方面是在道德的堕落。
道德问题的重要点，这几年来，简直没有人讲究了。
要晓得这是作人的根本。
先要把自己作成一个好人，然后才可以说到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作革命的事业。
如果一肚皮藏着私心，而个人的欲望，由着感情的冲动，胡行乱为，自己的本身是一天比一天衰弱，一天比一天腐败，社会的病态，只有随着加重起来，那里建设得什么事业来呢？”
故求达三民主义之目的，第一在恢复民族的道德，第二在努力学西洋的科学。
见《青年之路序》。
而民族的结合，则有赖于一种意识的力量与信仰，而不能单靠理智。
《日本论·信仰的真实性》：“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靠理智的。
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
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
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
这一种意识力量，当然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
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
又云：“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
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
只有信仰才能永生，才能合众。
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
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至于最近数年间思想知识界之成绩，只是不明确的精神、物质之争，无气力的东、西洋哲学之辨，盲目的守旧，失心的趋新而已。
见《青年之路》第一编《过去的回顾》。
今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派之言论，大抵如戴氏所谓一味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加以排斥。
在思想方面，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几乎成中国与非中国的区别之概。
遂致形成东西文化、精神物质之争。
然亦至最近三四年内，吴稚晖、胡适之等始一意提倡科学，走归一路。
而一方如梁任公、梁漱溟诸人，于民族道德之提倡，亦不为无力。
其人生不能专恃打算的一层，已先戴氏言之。
而梁任公《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及《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又《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诸篇，尤能着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
戴氏之论，盖能兼融两派，而加以革命的活力，诚足为一种健全之主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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