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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闪光的东西包藏在那些语言生涩、结构混乱的作品中，是90年代、甚至80年代就已萌发的某种思想在逐渐成形和发展。
这些作品显示了这种成长的艰难和痛苦，“新新人类”
不断地退回到旧旧观念，但又不断地挣扎出来。
很多时候，这与其说是一种成长，不如说是一场灾难和崩溃。
人们说这是“残酷青春”
。
为什么“残酷”
？这不是中国几千年来为求生存的残酷，而是“另类”
的残酷，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更上一层楼的残酷，是超出动物性之上的人性的残酷，或者说，是动物性的生存和人性的生存之间的殊死搏斗的残酷。
它的焦点是情爱或性，因为正如先哲所言，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最直接地表明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了人。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19世纪末文学界声嘶力竭的“坚守”
、“挺住”
的呐喊陡然间变得遥远了，上海作家卫慧和棉棉各自出版了她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和《糖》。
在此之前，她们的声音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98年《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
收入了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香港情人》，她们的小说集都已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然而，像卫慧和棉棉这样的作家，与那些纯情的、散文性的作家不同，是必须从她们的长篇小说来反观其短篇小说的；她们是思想型的作家，而且她们不是用现成的思想去诠解生活，也不是从生活中去提取和发现某种普遍的思想，相反，她们的思想本身是一种叛逆（“另类”
即异端），她们要在作品中理清自己的思想，当然，是以“女作家”
的特有的方式，即情感体验的方式。
她们是“用身体思想”
。
这种复杂的思想用短篇小说是很难表达清楚的，而事实上，她们的思想也是从短篇小说的朦胧状态扩展到长篇小说中才变得比较清晰的（如《糖》几乎就是《香港情人》的扩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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