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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捅死被害人之后，把尸体抬至长条茶几上，先将尸体身上的衣物剥光，后持锐器对尸体进行疯狂无规则的捅刺。
之所以判断“脱衣”
在前，“补刀”
在后，是因为骆辛观察到被害人的衣物上没有被锐器划破和撕烂的痕迹，并且衣物基本保持完整，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顺序，有悖正常的犯罪行为逻辑。
通常情况下，杀人之后又对被害人连补数刀，显然属于过度杀戮行径，大概有这么几种动因：第一，担心被害人没死透；第二，过度痛恨和愤怒导致的过度宣泄；第三，初次杀人后情绪慌乱导致的无意识行为；第四，凶手可能患有某种精神障碍疾病。
比如，发生在2010年10月的大学生驾车撞人后的补刀案件，以及发生在2019年5月的“红谷滩杀人案”
。
前案中，犯罪人驾车撞人后，在紧张心理的刺激下，从随身携带的包内取出一把尖刀，对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车祸伤者连捅八刀，最终导致伤者完全死亡；后案中的犯罪人，则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因长期生活境遇不佳，遂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于是选择在商业街人流密集区域实施无差别随机杀人，一名无辜的女孩在遭到其数十次的砍杀之后，因失血过多死亡。
通过上面两个案例不难发现，大多数过度杀戮的犯罪行为，具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杀人动作从开始到结束，中间没有长时间的停顿。
反观本案，凶手杀人之后，不仅挪动了尸体，还从容地脱光了尸体上的衣服，然后进行补刀，这显然属于一种“虐尸”
行径，表明本案中出现的过度杀戮行径，有可能是因为凶手具有某种精神疾病或者变态心理。
至于凶手脱光尸体衣服的行径，通常有两种动机：一种是为了方便性侵；另一种是为了羞辱被害人。
而本案中没有出现性侵特征，看起来更像是后一种动机。
当然，本案中出现的最残忍的行径，必然是凶手割掉了被害人的耳朵并带离现场。
人类的器官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莫过于面部器官、心脏和性器官，所以在一些变态杀人案例中，凶手为了便于回味或者出于占有心理，会割掉被害人的某个器官带离现场。
那么，对比本案，凶手把被害人的耳朵带走，是不是也是要把它留作纪念呢？或者依然是愤怒和宣泄心理的延续呢？
总结上面所有推理，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犯罪轮廓：凶手熟识被害人，并对被害人怀有极度仇恨的心理，这种仇恨甚至发展到让凶手着魔的地步，以至于仅仅杀死被害人并不能让其得到满足，还必须将被害人赤身**地暴露在世人眼前蒙受羞辱，甚至要将被害人的躯体和面庞千疮百孔地呈现于世。
不过，这样一套行为剖绘，虽然从逻辑上看似非常顺畅，但骆辛隐隐约约有种直觉，其中有刻意的成分存在。
特别是，凶手让被害人的鲜血遍布现场的各个角落，让现场俨如地狱一般，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除非他真是一个疯子，可是疯子能想到利用水消灭物证痕迹的妙招吗？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周时好打断骆辛的思绪问，“是报复杀人吗？”
“看上去像。”
骆辛怔了下，接着又说，“不过，感觉上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现在还说不好。”
周时好皱了皱眉，有些惊讶，他很少见骆辛在现场这么不自信。
“有那么复杂吗？”
一旁的叶小秋插话说，“凶手明显认识被害人，而且这屋子里怨气这么重，凶手既没图色，也没图财，感觉上就是单纯的报复杀人吧？”
“也不尽然。”
正在收拾工具箱的法医沈春华接下叶小秋的话说，“到目前为止，被害人的钱包和手机在现场都未找到，侵财的动机还是不能排除的。”
“找到了，找到了……”
随着几声略显兴奋的声音从房门外传来，门口警戒线下钻进来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时好最得力的两个助手。
个子高点、长相憨厚的，是一大队副大队长张川；个子稍矮点、年轻帅气的，是队里的骨干民警郑翔。
郑翔走在前面，手中提着两个透明证物袋，冲周时好晃了晃，一脸兴奋地说：“我和川哥在楼下垃圾箱里找到的，手机和钱包，上面都沾着血。”
“这是在钱包里找到的身份证。”
走在后面的张川，冲周时好递过来一张身份证，“旁边屋的邻居看了身份证上的照片，说和住在这里的女孩长得很像。”
“肖倩，26岁，本市人。”
周时好接过身份证，放到眼前轻声说道，紧接着抬头望向张川问，“这房子是这女孩一个人在住吗？”
“是的，问了楼里的户主，说是她才搬来不久，房子可能是租的。”
张川从斜挎在胸前的休闲包里摸出一个小笔记本，翻了几页说道，“物业给的资料说房主叫张辉，2002年买的房子，手机号码是138……我试着打了几遍这个号码，对方一直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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