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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初，商伟军在牌桌上说：“江南人有钱，我们去搞一票。”
他口中的“搞”
，最初只是偷窃。
9月28日，四人乘长途车到无锡。
住旅馆时，因为只带了一张身份证，老板非要每人登记费25元。
商伟军讨价还价：“我们都是打工的，便宜点。”
最后谈到60元四人，但必须押一百块钱。
“还没搞到钱就先花这么多。”
商伟军觉得亏了。
当晚，他们在黄巷乡随机选了孙小英家——因为看到屋里亮着灯，人影多，“应该有钱”
。
第一次杀人后，高连明在宜兴案后留下字条退出：“这事太损阴德。”
但其余三人已收不住手。
“在宜兴杀那小女孩时，我手抖了。”
孙龙彪交代，“老大（商伟军）说‘留着她会报警’，自己动手勒的。”
他们流窜的规律很随意：地图上扔骰子决定下一个城市；专挑老式居民楼（防盗设施差）；敲门借口都是“找孙勇”
（随机编的名字）；作案时间都在晚上七点到九点（家家户户都在时）。
但为什么杀这么多人？商伟军的回答令人胆寒：“开始怕报警，后来……习惯了。
刀捅进去的感觉，像切西瓜。”
七、审判与反思
1996年1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审此案。
法庭出示的证据令人窒息：六起案件，十具尸体，三十多处伤痕鉴定报告，以及从盐城、南通等地追缴的赃物——包括那把锯齿刀、七根鞋带、三卷胶带。
幸存者孙小英坐着轮椅出庭。
当她看到商伟军时，突然失控：“就是他！
左耳后面有颗痣，我死都记得！”
四个年轻人站在被告席上，脸上还带着稚气。
但公诉人宣读的罪行，让旁听席多次响起抽泣声。
商伟军最后陈述时说：“我知道活不了。
就想说，别像我爸妈那样教孩子——他们从小只说‘没钱就是没本事’，没说怎么正经挣钱。”
1996年3月8日，四人被执行枪决。
临刑前，商伟军请求把姚娟送的红绳带走：“她说菩萨会原谅真心悔过的人。”
案件虽破，却留下沉重思考：这伙人平均年龄仅20岁，却在一个月内蜕变成杀人恶魔。
无锡警方后来在总结会上说：“如果第一起案件后，全市出租屋排查更彻底一点；如果各地线索共享更及时一点……或许能少死几个人。”
但历史没有如果。
1995年秋天那场血色风暴，最终成为江苏刑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也成为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转向的标志性案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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