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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布局之妙。
且其写民变，不简单视为‘盗贼’，而能揭示‘饥寒并至，民不聊生’之背景，有恤民之心。”
天幕中，班固的《汉书》已接近完成。
他正在做最后的统稿、润色和校对。
此时，万朝众人看到的不再是某个具体人物的书写，而是整部巨着宏观的诞生过程。
他们看到班固如何确立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的宏大架构；看到他将父亲班彪的《后传》数十篇消化吸收，重新编排；看到他从浩如烟海的档案、典籍、奏议、笔记中甄选材料，分类归属；看到他一字一句地推敲表述，力求准确、简洁、有力；看到他处理敏感问题时的谨慎与坚持；看到他在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时，如何兼顾全景与细节，如何平衡叙事与评论。
他们也看到班固个人的状态变化：从年富力强的专注，到长期伏案的疲惫，再到接近完成的欣慰与肃穆。
兰台的烛火，见证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堆积的简牍，磨秃了多少支笔毫；窗外的四季，无声轮转。
各朝代的反应，也从最初的具体内容点评，逐渐转向对班固其人与《汉书》其书的整体思考。
宋代理学兴盛，朱熹与弟子们议论。
朱熹道：“班固着《汉书》，其精神内核，在于‘尊王攘夷’‘正统纲常’。
其列吕后于本纪，因其临朝称制，实掌国柄，此据实而书；然不名之为‘高皇后本纪’，而称‘高后纪’，暗含贬义，此春秋笔法。
其于王莽，单独立传，不承认其正统，此正名分。”
弟子问：“先生，班固与司马迁，孰优孰劣？”
朱熹答：“太史公见识高，文笔奇，然思想驳杂，有异端气。
班固学识博，体例严，思想醇正，合于圣道。
各有所长。
然为学者，当先读《汉书》，因其规矩谨严，可得史学门径；再读《史记》，以开阔眼界，激发文气。”
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则有不同看法。
王阳明对门人说：“班固之史，如工笔画，精细逼真，毫发毕现；太史公之史，如写意画，气韵生动，神采飞扬。
二者皆不可废。
然观班固着史过程，其‘格物’功夫，着实了得。
于每一事、每一人，必求其真，必考其实，此即‘即物穷理’。
然史家不仅需‘格物’，更需‘致良知’。
以良知判断是非，以本心体察善恶。
班固之笔，有事实之真，亦有褒贬之善，此其可贵。”
清代考据学鼎盛，乾嘉学者们关注点更为具体。
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学者，几乎是在“解剖”
天幕呈现的班固工作方法。
戴震指出：“班固校勘，注重版本异同。
其引《楚汉春秋》与《史记》对校，开后世版本校雠之先河。
其用‘某字一作某’‘某本作某’的注记方式，成为定例。”
钱大昕道：“其志表部分，尤其《地理志》《百官公卿表》，数据翔实，脉络清晰，非广搜档案、精于考证不能为。
后世治历史地理、职官制度，必以此为基。”
王鸣盛叹：“更难得其持之以恒。
观天幕所示，非一朝一夕，乃数十年之功。
人生有限，学问无穷。
班固以毕生精力，成就一史，泽被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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