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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在清代，转折悄然发生。
一方面，在内府藏书或极少数顶尖学者、藏书家的秘藏中，可能存有《大乐赋》的早期抄本线索，但被视为不祥之物，秘不示人。
另一方面，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代文献开始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注意。
日本医家丹波康赖于公元984年编纂的《医心方》中，引用大量中国隋唐以前已佚的医书，包括房中书。
清代中叶以后，随着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商船和少量学者），一些中国学者得知《医心方》的存在及其价值。
时间来到光绪年间。
湖南学者叶德辉，学识渊博，尤好收集古籍，特别是涉及古代礼制、风俗、医学的“偏僻”
文献。
他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从日本回流的《医心方》抄本或刊本。
在研读其中“房内”
篇时，他震惊地发现了大量中国已佚的古代房中文献引文，其中就包括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片段！
叶德辉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献的学术价值。
它们并非简单的“淫书”
，而是古代医学、养生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他顶住巨大压力（当时社会风气仍极端保守），开始着手辑录整理。
他将从《医心方》等书中辑出的《素女经》、《洞玄子》、《玉房秘诀》等，连同《大乐赋》的片段，编入自己的《双梅景闇丛书》。
在序跋中，他试图从学术角度为其正名，强调这些是古代“方技”
之学，关乎生命之道，不应以俗眼观之。
但这套书刊印后，仍被当时大多数卫道士斥为“海淫之书”
，叶德辉本人也因此背负恶名。
然而，正是他的工作，为《大乐赋》在近代的重现留下了关键的火种。
，！
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敦煌，莫高窟。
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十六窟积沙时，无意中敲破了墙壁，发现了一个藏满古代写卷的洞窟（即今编号第17窟，藏经洞）。
数以万计的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文书、绢画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一部唐代抄写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
当时中国的学界和政府，对这批瑰宝的价值认识不足，保护不力。
190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来到敦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从王道士手中挑选了大量最具历史、语言、宗教价值的写本，《大乐赋》残卷正在其中。
这批珍宝被运往巴黎，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大乐赋》被编号为“pelliotchois2539”
（伯希和汉文写本2539号）。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关注、劫余品的收集和研究。
清末官员、收藏家端方（曾任陕西巡抚，对金石文物有浓厚兴趣）得知伯希和带走大量精品后，痛心疾首。
他后来通过途径，设法获得了包括《大乐赋》在内的部分敦煌写卷的高清照片或摹本。
1913年，在端方的资助和组织下，由着名学者罗振玉等人整理，这些敦煌文献（包括《大乐赋》）以先进的“珂罗版”
印刷技术影印出版，辑为《敦煌石室遗书》等多种图录。
尘封千年的《大乐赋》全文（尽管首尾略有残缺），首次以相对清晰的面貌呈现在中国学界面前。
民国时期。
思想解放，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冲击着旧礼教。
敦煌学的兴起，使得学者们能够以更客观、学术的眼光看待这些新发现的文献。
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家在研究敦煌文献时，都注意到了《大乐赋》。
他们主要从文献学、文字学角度进行校录、考订，指出其对于研究唐代社会风俗、语言、俗文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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