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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马上打电话给万耀煌，万耀煌不敢怠慢，迅速派人带着钱找到熊十力，转达蒋介石的“关怀”
与“问候”
。
熊十力听明来意，表示坚决不收这笔钱，并冷冷地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
送钱的人叫苦不迭，说：“您如果不收，我回去实在不好向上峰交代啊！”
熊十力说：“这不关你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无功，愧不敢当！”
最终，送钱的人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
显然，熊十力一拒再拒受蒋介石馈赠，并不是他不需要钱，而是在执着地坚守自己的人格操守。
他对蒋介石一直反感，将其摆在自己的对立面，时刻提防他，排斥他，目的就是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
不得不说，熊十力的骨子里所透出来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精神。
熊十力的这种行为也许受到过教育家张伯苓的影响。
早年，熊十力曾在南开学校教过书，当时的校长就是张伯苓。
1919年5月，在“五四”
运动冲击下，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不得不辞职，悄悄来到天津，当时张伯苓正在筹建南开学校大学部，亟需经费，曹汝霖表示愿意捐出一万元，条件是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校董。
消息传出，南开学校的留日、留美同学会投书张伯苓，纷纷表示反对。
张伯苓采纳多方意见，最终拒绝了曹汝霖的捐款。
后来，张伯苓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
其实，在熊十力的内心里多么希望能够把哲学研究所办起来啊！
只是他心目中的哲学研究所应该是一所民间机构，绝不沾染官方的秽气，以保持独立性。
他很清楚，一旦拿了官方的钱，特别是拿了蒋介石这种独裁者的钱，那么，他的哲学研究所就要受到钳制，就要为老蒋服务，而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1946年的夏天，熊十力应孙颖川邀请，二度入川，去主持黄海化学工业社附设哲学研究部。
孙颖川是熊十力当年在南开学校的同事，时任四川五通桥黄海化学工业社社长。
这是熊十力距离开办哲学研究社的梦想最近的一次，可惜的是，最终因为经费不足，这个哲学研究部办得不甚理想。
第二年春天，熊十力由重庆乘船回到武汉，不久北上，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北京大学，先后住在孑民堂后院集体宿舍和沙滩松公府宿舍。
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位63岁的老人，胡须花白，发落齿稀，然而，他的心依然是充满活力的，他的理想也仍然是丰满的，这从他回北大后，与一个重要人物的深入长谈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在北大与熊十力长谈的这个人，名叫胡先骕，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教育家。
胡先骕比熊十力小9岁，江西南昌人。
胡先骕曾经是个“神童”
，3岁时就随私塾先生学习《三字经》《千字文》，一年后，就能认识几千个汉字。
5岁时，学完《论语》，不仅能识字达万余，而且晓反切、通训诂。
8岁时因父亲病逝而家道中落。
11岁时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庠生。
1906年，中国废止科举制度，12岁的胡先骕至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15岁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8岁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学成后归国。
从1918年起，胡先骕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正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
在教育上，胡先骕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
的教育思想，熊十力觉得很切合自己的主张，便与之就学术和养材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建议在北大设立哲学研究所。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熊十力建立哲学研究所的梦想，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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