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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影随形，或照顾他的生活，或帮助他整理书稿，或资助他出版书籍，或与之谈学慰藉心灵。
比如说，前面所提到的张立民和高赞非就是其早年的两位令人感佩的学生。
抗战之前，张立民一直随侍在熊十力身边，吃住同屋，朝夕相处，亲如父子。
1939年，陈立夫让马一浮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马一浮任院长，邀请熊十力前去讲学。
此时，张立民也在邀请之列，师生二人既是同事，还是邻居。
高赞非曾随熊十力辗转武昌、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后来还将熊十力的谈话记录整理为《尊闻录》出版。
高赞非的这一做法被熊十力的其他学生效法，比如，学生云颂天、谢百麟曾将熊十力1932年到1935年写的短札数十篇整理成书，名为《十力论学语辑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在此基础上编成《十力语要》第一卷；邓子琴、潘从理根据学生陈仲陆的部分笔记，将熊十力1936年到1940年的笔札、言论编辑整理为《十力语要》第二卷出版；学生王星贤整理熊十力1942年到1946年的短札、信函，汇编为《十力语要》第三卷出版，还以当年的《尊闻录》为基础，汇入熊十力在抗战期间发表的言论、短札，编辑成《十力语要》第四卷出版。
他们对熊十力哲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熊十力冒险搭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城，一同随行的就是他的学生刘公纯。
1938年，熊十力进入四川后，他的一帮学生邓子琴、钱学熙、刘公纯、陈亚三、刘冰若、王绍常、任伦昉等，与他一起相依于患难之中。
其实，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早就出版，但是出版后影响却并不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老版的《新唯识论》是文言文，影响了普及。
1938年，学生钱学熙决心先将《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翻译成白话语体文本，然后再翻译成英文，只是可惜得很，在熊十力的指导下，钱学熙翻译到文言文本第三章、语体文本第四章的时候，因故离开了四川，翻译工作随即停止。
后来，另一个学生韩裕文接手，才将翻译工作继续下去，完成了语体文本上卷的翻译工作，经学生黄艮庸校对出版，而出版的经费则是由学生吕汉财资助。
熊十力与学生的这种融洽关系，不禁使人联想到孔子与学生们的关系。
公元前497年，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也为了寻求新的从政机会，孔子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鲁国，疲马凋车，开始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活，身边随行的就是一帮学生。
这些学生肩负着多重责任，他们既是“保镖”
，也是“保姆”
；既是“弟子”
，也是“秘书”
。
熊十力与他的学生们也有着这样一种“复杂关系”
。
如果不是像孔夫子一样，拥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引力，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与学生们构建起这种关系的。
要知道，在民国历史上，学生瞧不上老师的事情比比皆是，前面所说的傅斯年给北大教授朱蓬仙纠错的故事就是一例。
熊十力的学生对其都是极为尊重的，从来没有碰到过像傅斯年这样的“刺头”
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熊十力与学生之间真的是亲如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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