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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餐酒我们往往喝红葡萄酒，即使它比白葡萄酒贵——
上好的红葡萄酒要二十美分一升，但一般的要便宜得多，因此我们到马德莱恩屋时就带上几小桶。
我们会随身带来一批书，那是西尔维亚·比奇借给我们冬天看的。
闲时，我们就到旅馆夏季花园的空地上去，跟镇上的人打木球玩。
我们有时会到旅馆的餐厅里用纸牌赌博，每星期一两次——赌博时会门窗紧闭，因为聚赌在奥地利是严令禁止的。
我的赌伴有旅馆老板内尔斯先生、阿尔卑斯山滑雪学校的伦特先生，还有镇上的一位银行家、一位检察官和一位警官。
赌场上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半点含糊。
大家出牌都有君子之风，唯独伦特先生总想赢钱，有点猴急，因为滑雪学校根本赚不到钱。
那位警官警惕性很高，一听到巡逻的警察在门外留住了脚步，便举起一个手指叫大家不要出声，于是我们一声也不吭，直至巡逻警察离开。
每天天一亮，女服务员就会进入我们的房间关闭窗户，将寒气关在外边，然后在那个硕大的瓷炉里生起火，让房间里暖和起来。
我们的早餐有刚出炉的面包或烤面包片，有美味的蜜饯水果、大碗的咖啡和新鲜鸡蛋，如果想吃的话，还有香喷喷的火腿。
旅馆里有条狗名叫施瑙茨，它就睡在我们的床脚边，喜欢跟我们一道去滑雪——滑着滑雪板下山时，我就背着它，或用肩膀驮着它。
它也是邦比先生的朋友，常陪邦比及保姆外出溜达，跟在小雪橇旁边跑。
施伦斯是一个写作的福地，对此我深有感受。
我曾经用六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1925年和1926年之间的冬天来到施伦斯对初稿进行了修改，使其成为一部像样的长篇小说——那可是一项最为艰巨的工作。
在这里，我还创作出了一批短篇小说，有几篇后来反响还不错，只不过那批小说的名字现在已记不得了。
想起那段时光，我记得我们晚间滑雪归来，扛着滑雪板和滑雪杆冒着寒冷回旅馆，踏在村路的积雪上，脚下咯吱咯吱作响，但见远处灯火通明，走着走着便看见了一户户的农舍。
路上遇见行人，他们就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
村子的小酒馆里总是挤满了村民，一个个足蹬底部钉着钉子的长筒靴，身穿山民服。
酒馆的屋里烟雾缭绕，木头地板上满是钉子留下的印痕。
许多年轻人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团队中服过役，其中有一个叫汉斯的退役后在锯木厂工作，是个出了名的好猎手。
我们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俩都曾在意大利同一个山区待过，有过相同的经历。
我们一起喝酒，一道唱山区的歌谣。
如今我仍记得那一条条滑雪道，穿过果园和村后山坡上的农田，记得那一户户温暖的农舍，家家都生着大炉子，门外的雪地里存放着大堆的木柴。
妇女们在厨房里梳理羊毛，把羊毛纺成毛线，有灰色的，也有黑色的。
她们纺线机的轮子由脚踏板驱动，毛线不用染色——黑线用黑羊的毛纺成，灰线用灰羊的毛纺成，都是纯天然的，还保留着羊毛的油脂。
哈德莉用这种毛线编结成的帽子、毛线衫和长围巾沾了雪也不会湿。
有一年圣诞节，镇上演出了汉斯·萨克斯[131]创作的一出戏，由小学校长执导。
演出获得了成功，我为省报写了一篇剧评，由旅馆主人译成德文。
另外有一年，来了一位剃着光头、脸有伤疤的德国前海军军官，做了一次关于日德兰海战[132]的演讲，还用幻灯片展示双方舰队的作战部署。
这位前海军军官用一根台球杆指着幻灯屏幕解释战况，历数杰利科[133]的懦夫行为，有时义愤填膺，嗓子都喊哑了。
小学校长生怕他会用台球杆把屏幕都戳穿。
演讲结束后，这位前海军军官到酒馆里喝酒，仍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弄得酒馆里的人都惶惶不安。
只有检察官和那位银行家愿意陪他一起喝酒，他们坐在一张单独的桌子那儿。
伦特先生是莱茵兰[134]人，不愿听这位军官的演讲。
有一对从维也纳来的夫妇，是来滑雪的，声称不愿去高山地区滑雪，于是便离开这里去了苏尔斯，听说他们在那里的一次雪崩中丧了生。
那个男的在施伦斯时曾说这位演讲的前海军军官是个蠢猪，正是这些人毁掉了德国，他们在未来的二十年还会让德国陷入灭顶之灾。
当时，那个女的在旁边，用法语叫他闭上嘴巴，说这里是个小地方，鬼知道会出什么事。
那一年雪崩频发，死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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