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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无情，运之者有情。”
僧意云：“谁运圣人邪？”
苟子不得答而去。
圣人有情还是无情也是清谈中的老题目。
无情论之祖是何晏，有情论之祖是王弼。
《三国志·二八·魏书·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云：“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
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于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148]此则中之王苟子名修，是东晋中期人，可见这个问题的争论到那时还没有结束，或者也如才性四本一样，已成为“言家口实”
。
圣人无情与圣人有情二说，都各自言之成理，也各有学术渊源，汤用彤先生《王弼圣人有情义释》[149]一文言之颇详。
要大致弄清这两说，先要明白古人关于“性”
“情”
的学说与“圣人”
的概念。
古人认为“性”
和“情”
是有区别的。
“性”
是自然禀赋，受之于天，生而然者；“情”
则是同外界接触后产生的反应。
“圣人”
是全善的，代表人的理想境界、最高境界，圣人与天理自然合一，所谓“则天行化”
。
在汉代学者中，关于性情之辨有两派学说，一派以董仲舒为代表，认为“性善情恶”
[150]；另一派以刘向为代表，认为“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
[151]，就是说性情都有善恶。
自前派观点推衍下去，圣人当然要无情才行；自第二派观点推衍下来，则圣人不妨有情，不过圣人的性与情都是善的、正的，无恶无邪而已。
总之，圣人有情与圣人无情两说就各自的学术渊源来说，都能成立。
但如果从魏晋思潮的总趋势来看，则王弼的圣人有情说显然较何晏的圣人无情说更符合魏晋思潮的总体系，从而更有说服力。
因为如前所说，魏晋思潮的总趋势是要融合儒道，其融合儒道的根本办法是建立一个本末体用的思想架构，把道家崇尚的自然作为本体，而把儒家崇尚的名教作为末用，末用出于本体，即名教出于自然，二者一致而不矛盾。
孔子仍然是圣人，是最高典范，他体无而说有，即体自然而说名教。
若以这个架构来看性情问题，则受之于自然的“性”
是本体，应物而生的“情”
是末用，二者不宜相悖。
说性善情恶，则把体用打成了二截；说圣人无情，则是有体无用。
而且，孔子是有情的，见于《论语》，说圣人无情，未免不顾事实。
还有，圣人是人的最高境界，是可以仰慕学习的，说圣人无情，是把凡圣截然分开，圣人变成不可学习的怪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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