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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军将筷子狠很地扔到桌上，“你他妈的什么意思？我陈叔是砸锅卖铁卖儿卖女都不会欠你一分钱，你狗眼看人低，把人想得都跟你一样王八蛋。”
说着就站了起来，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拳头也攥紧了。
陈道生听了周挺的话，胃里真的像被立刻灌进了一大碗老鼠药，五脏六腑绞在一起滋滋地冒烟，这种感觉很恐怖也很短暂，他必须镇定下来就像他必须面对眼前的灯光和酒气，陈道生摇了摇被酒精加工过的脑袋，很平静地对周挺说，“周老板，我借你的钱，无论怎样，肯定是要还的，你说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没说的。”
周挺说在借条上写上一个附加条款，如到期不能连本带息还款，愿以家产相抵。
陈道生借着酒劲，在借条上很果断地写上了附加条款，并重新签字画押，按上了自己的手印，鲜红的手印在打印的借条上如同睁开的血红的眼睛，警惕地推敲着昏暗的灯光和比灯光更加昏暗的面孔。
周挺揣着借条临走的时候，态度缓和了许多，他抱着拳对陈道生拱了拱戴着钻戒的手，“陈老板，我是做小买卖的，跟你们做大生意的比不了，不好意思了！”
说着转身就走了，赵天军对着周挺淹没在黑暗中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把钱当命，抹我的面子，算个什么东西！”
这天夜里，持续多天的冷空气并没有抵达双河市，城市宁静如水，后半夜的时候，三圣街的巷子里传出过一声尖厉的猫叫声，76号的大院洪阿宝家的大黄狗很无聊地呼应了一声，躺在**的陈道生紧接着就听到了狗缺少警惕地喘了两口气。
第二天早上，陈道生不知怎么的，胃口突然不好，一个大馍只啃了一大半，剩下一粒枣子那么大一点，怎么也咽不去了，扔了可惜，留着不值，他将一小块馍头丢在盛腌罗卜的碟子里，钱家珍看着剩下的馍头粒，忍不住习惯性地要挖苦他两句，“真的成了做服装生意的大老板了，往后早上要改吃油条了。”
陈道生没搭腔，他知道钱家珍要是每天不冷嘲热讽他几句，晚上就不会睡踏实的，挖苦讽刺丈夫对于钱家珍来说，就像汽车发动需要加油一样必不可少，几乎就是她活下去的氧气。
当年谈恋爱的时候，陈道生问钱家珍看中他什么，钱家珍说看中他将来肯定能当上副科长，陈道生说副科长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钱家珍说副科长有电话打，打长途也是厂里公费付钱。
陈道生家庭出身好，父亲是苏北讨饭来到双河的一个乞丐，正宗的无产阶级，一次在大街乞讨时被双河公司老板的“福特”
小汽车撞断了腿，腿好后，人也残了，就留在厂里烧锅炉，母亲是一只眼睛瞎了的洗衣工，解放后他们家是无产阶级的样板，陈道生初中毕业后在厂里当工人，年年先进，还当过全市的劳模，而且很快就从车间调到了设备材料科，陈道生的政治条件和家庭出身就像是如今的高干兼大款家庭出身一样，身边始终缭绕着厂里前仆后继的美女，她们暗送秋波明送笑脸，陈道生却总是很麻木。
钱家珍求爱的方式很特别，将两张电影票塞到陈道生的手里说，“晚上八点，大光明电影院，《红色娘子军》，去不去你看着办！”
话没说完扭头就走了，陈道生捏住电影票，苦思冥想了一下午，还是去了，他觉得即使不谈，也不能伤人家面子。
当陈道生和钱家珍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恰巧被厂里另外几个来看电影的女工发现了，第二天厂里就传开了，那时候只要看电影了，就像如今上过床了一样，基本上就算大局已定。
钱家珍也是无产阶级出身，而且人也长得漂亮，性格泼辣，热情似火，陈道生也就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情感包围下跟钱家珍走进了洞房。
可陈道生一直干到下岗也没当上副科长，长途电话也没打成，腰里的BP机还是为做生意咬着牙买的，回一次电话两毛钱，相当于两根油条就被电信局当早餐吃掉了，钱家珍在没有电话的痛苦中对陈道生越来越不满意，老实木讷就罢了，还固执得要命，当年在厂里材料科时，为多领一双手套跟人家吵架，为分管副厂长多要了一套工作服告到市二轻局，如今人家做服装没有不赚钱的，他做服装却让家里早餐吃油条的梦想就像当副科长一样基本上彻底破灭。
陈道生没有本钱谴责老婆，更不可能像胡连河一样气粗，一不顺心就逮住老婆捶一顿，晚上还要老婆打洗脚水，上床脱光衣服压在身子底下让自己消气。
胡连河说自己要消气，最好的办法就是捺住老婆狠狠地干上一回。
陈道生已经对男女之事相当陌生了，他觉得自己没本事，老婆对自己不感兴趣，他又不愿按当下流行的手段和老婆的授意去赚钱，所以忍气吞声既是无奈，也是自找的。
陈道生挨钱家珍挖苦的时候，喜欢坐在烟雾中幻想，他总觉得像他这样做生意总会有一天要发财的，骨头比肉贵是因为人们把骨头当成了肉，一旦人们知道骨头真相的时候，肉肯定就比骨头贵，他甚至推断出当人们把黄的、紫的、绿的头发恢复到黑头发的那一天，就是他出人头地的日子。
幻想中的陈道生很平静很宽容，他觉得虽然钱家珍不像院子里其他女人一样跟丈夫死心塌地绑在一起打拼，但他确实让老婆过着没有信心的生活，他回到家，带进屋里的是一张毫无希望的脸，而不是一大把钞票，哪怕是毛票。
早餐是在油条和大馍空洞的选择中结束的，推了碗筷，钱家珍让陈道生再买几斤石灰回来将家里全部刷一遍，陈道生说小莉的房间已经刷过了，都刷一遍至少还要买六块钱干石灰，太浪费了，钱家珍指着枣粒大的馍，“你把大馍说扔就扔了，你就不浪费了？”
陈道生据理力争却又声音软弱地辩解说，“我没扔，不是放在碟子里了吗？”
钱家珍僵着脸伸出手说，“你不买，给钱我去买。”
陈道生说店里换季要进货，没钱，推着自行车就出门了，钱家珍以冲刺的速度追过来拉住自行车的后座，“整天想着跟小寡妇去亲热，家也不顾了。
给钱！”
陈道生乖乖地从口袋里摸出六块钱，交给钱家珍。
孙大强佝着腰出门去抓中药，钱家珍拉住他，“你帮我带六块钱干石灰回来。”
陈道生一整天都在想是不是要给刘思昌的“大哥大”
打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问他是不是感冒了，问他有没有遇到骗子，问他回来要不要去接站，实在不行，问他是不是提货的钱不够，要是不够，他再想办法筹一些钱汇过去，可想到天黑，他才明白，怎么找理由都只能是一种借口，刘思昌缺的钱陈道生哪能帮得了忙？这就相当于美国缺钱了找非洲的莫桑比克帮忙一样荒唐。
所有的关心和问候，无论怎么掩饰，只指向一个主题，就是对刘思昌不放心，不放心刘思昌比不放心党和政府还要可怕。
陈道生用手捋了一下无所适从的脑袋，竟捋出许多头发，头发夹在手指缝里，好几根是灰白的。
黄昏时分，店里做了一笔生意，一位牙齿残缺的老头买了一件黑棉袄刚走，外面起风了，陈道生看着店外灰烬一样密集的行人缩着脑袋裹紧衣服匆忙经过，他的脑袋居然有了中风一样的感觉，一片昏庸和眩晕。
于是，他在店铺打烊前问于文英，“小于，你说要不要给刘思昌打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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