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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芝从容应对，说道：“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
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太了解孙权了，他没有去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天命、正统，而是直接从利益的角度切入，话语恳切，直击要害。
自从黄初三年（222）曹丕大举南征，魏、吴之间的战事便接连不断。
曹丕没讨到多少便宜，孙权也损失惨重。
在魏、吴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邓芝把蜀汉的底牌亮了出来——要么做盟友，要么做敌人，没有任何模糊的余地。
如果孙权还抱着骑墙的态度，蜀汉必然会配合曹魏夹击东吴，到那时，东吴必然走向灭亡。
是啊，二弱相攻，最终只会自取灭亡。
无论是与曹魏合攻东吴导致东吴灭亡，还是孙权像过去白衣渡江那样算计蜀汉导致蜀汉灭亡，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灭亡。
等死，难道要先死吗？面对蜀汉这种同归于尽的威胁，孙权不得不重新考虑。
他最终放弃了骑墙政策，与曹魏绝交，并在次年派遣辅义中郎将张温入蜀，汉、吴双方正式恢复了同盟关系。
表面上看，汉、吴两家使节往来频繁，关系好得像蜜里调油。
可要是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其中另有一番滋味。
张温，作为出使蜀汉、缔结同盟的功臣，仅仅因为“称美蜀汉政”
，就被孙权记恨，从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
而孙权为了策应南中叛乱树立的政治旗帜——刘阐，仍然挂着“益州刺史”
的名头，驻扎在两国边境，继续充当叛党的精神支柱，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孙权嘴上说得好听，可他的实际行动却表明了一切——他并没有放弃“欲进图蜀”
的野心。
，！
只要蜀汉不能迅速控制住局面，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双方在建兴二年达成的盟约，并不比建安二十年的湘水盟约更牢固。
只要有机会可乘，孙权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再次上演白衣渡江的戏码。
对于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孙权来说，只有实力才是他能听懂的语言。
而对于蜀汉而言，用雷霆手段解决南中之乱，不仅仅是一个内政问题，更是一个外交问题。
这是彻底打消孙权幻想、稳固孙刘联盟的唯一途径。
暂时稳住了孙权，让他处于观望的态度之后，诸葛亮知道，对南方用兵已经刻不容缓了。
五月渡泸建兴三年（225）春三月，成都的春寒还未完全消散，诸葛亮已经亲率大军，踏上了南征的征程。
仔细推算汉军的兵力，永安的李严兵团，保有的机动兵力有两万，总兵力大概在三万左右；汉中（即魏延镇守的地方）作为一等一的国防重镇，兵力最少的时候也有三万。
就算汉军的总兵力已经恢复到了夷陵之战前的规模，也就是十万左右，但刨去留守成都以及各郡的兵力，能够用于南征的机动兵力，也不过两三万罢了。
正因为兵力少，所以在后来的战争中，才发生了降都督李恢因为兵少而被困，甚至需要精选勇士，用两千残兵去迎战叛军主力的事情。
南中地区，在籍的编户齐民数量极为有限，但那些身处化外的少数民族，人口却众多，号称“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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