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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妙时期，诸葛亮以丞相身份“开府治事”
，总揽朝政，而宫廷内部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北伐大业的根基。
董允在黄门侍郎任上的表现，史书虽未详述，但从诸葛亮日后的举荐中可窥一二。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决定北伐曹魏，驻军汉中，临行前上《出师表》告诫刘禅：“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他特别强调“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甚至提出“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
这份奏表不仅是对董允能力的公开肯定，更将其置于“宫廷监察者”
的关键位置，赋予其匡正君主过失的政治责任。
诸葛亮对董允的信任，源于对其品性的深刻认知。
当时侍中郭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
，虽居高位却无主见，而费祎已被任命为丞相府参军，随诸葛亮北上伐魏，宫廷事务的实际主持者便落到了董允身上。
为强化其权威，诸葛亮特意任命董允为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
这一安排极具深意：侍中之职使其得以参与朝政决策，虎贲中郎将之权则让其掌握宫廷防卫力量，二者结合，既保证了董允“进言”
的底气，又赋予其“防奸”
的实力，成为蜀汉宫廷的“定海神针”
。
三、秉正匡主：侍中任上的宫廷治理与权奸防范董允担任侍中期间（227-244年），是其政治生涯的核心阶段，也是蜀汉宫廷风气最为清明的时期。
他以“防制为主，匡补为要”
的治理原则，在三个方面展现了“志虑忠纯”
的贤臣本色。
其一，严拒后宫逾制，坚守礼法底线。
刘禅即位后，年少贪玩，曾多次想要“多选美女充实后宫”
，以满足享乐之心。
董允得知后，援引古制据理力争：“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
他的劝谏并非空洞说教，而是以儒家礼法为依据，直击君主私欲的要害。
面对董允的坚持，刘禅“无可奈何，此后变得更加畏惧他”
，终其任内，蜀汉后宫始终未突破“十二妃嫔”
的古制限额。
这种“犯颜直谏”
的勇气，在君主专制时代尤为可贵，也成为董允“匡主”
的标志性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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