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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渊的背盟行动具有明显的预谋性与残酷性。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公孙渊恐权远不可恃，且贪其货物，诱斩弥、晏，其动机主要有三：，！
一是消除曹魏的猜忌，换取更高爵位；二是吞并东吴使团带来的巨额财富；三是清除东吴在辽东的势力渗透。
为了向曹魏表忠心，公孙渊不仅斩杀正副使者，还传送其首于魏，并将东吴使团的兵资货物悉虏获之。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对东吴派遣的万人军队采取了诱杀与收编相结合的策略，其兵多为渊所杀，余众遁走，仅有少数人辗转逃回东吴。
公孙渊的背盟立即获得了曹魏的回报。
魏明帝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辽东太守如故，正式承认了他的割据地位，辽东的外部压力暂时解除。
公孙渊在给魏明帝的表文中，还刻意强调其父公孙康昔杀权使的旧怨，将此次斩使塑造成世仇得报的正义之举，试图彻底切断与东吴的联系。
这种投机取巧的外交手段，虽暂时保全了公孙渊的地位，却也暴露了其反复无常的本性，为日后曹魏伐辽埋下了隐患。
东吴方面得知消息后，举国震动，孙权更是怒不可遏。
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孙权闻渊斩送弥、晏，大怒，欲自征渊，声称要渡海击之，斩渊首以掷海。
这一冲动决定再次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陆逊、薛综等重臣纷纷上书劝谏。
陆逊在奏疏中详细分析了亲征辽东的弊端：一是海道险恶，风波难测，大军出征极易遭遇意外；二是魏若袭我，首尾难顾，曹魏可能趁东吴主力北上之际进攻淮南；三是辽东绝远，即使攻克，亦难镇守，得不偿失。
薛综则以历史为鉴，指出辽东之地，蛮夷杂处，昔秦始皇遣蒙恬攻之，终不能守，劝孙权放弃亲征。
孙权最终接受了群臣的劝谏，放弃了亲征计划，但此次事件对东吴造成的损失极为惨重。
从物质层面看，东吴损失了大量金玉珍宝与万名士兵，这在三国对峙的关键时刻是巨大的国力消耗；从政治层面看，孙权的册封被公孙渊公然背弃，使者被斩首献魏，使东吴在天下人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从战略层面看，东吴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只能独自面对曹魏的军事压力。
孙权后来在与张昭的和解中，曾坦诚承认自己的失误：昔朕以幼冲，委政于卿，卿每进忠言，朕多不从。
今渊背盟，皆朕之过也，可见此次外交灾难对他的打击之深。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并未完全断绝双方的民间联系。
据《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注引《魏略》记载，仍有少数东吴商人潜至辽东，与渊交市，以葛布换取貂马。
但这种私下贸易规模有限，且缺乏政治支撑，已无法对双方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关系余波：公孙渊再求结盟与最终覆灭（景初年间）公孙渊在背弃东吴后，与曹魏的关系并未如预期般稳固。
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公孙渊在景初元年（237）再次遣使东吴求援，但此时的东吴已吸取教训，双方的短暂接触最终随着公孙渊的覆灭而终结。
公孙渊与曹魏的裂痕始于景初元年（237）。
这年，魏明帝派幽州刺史毋丘俭赍玺书征渊，要求其入朝。
公孙渊深知入朝意味着失去割据地位，遂发兵逆于辽隧，与俭战，公开反叛曹魏。
他自立为，改元，设置百官，并遣使持节，授鲜卑单于印绶，诱其侵扰北方，试图通过联合鲜卑牵制曹魏。
但此时的公孙渊面临着比嘉禾二年更为严峻的局面：曹魏已下定决心平定辽东，且鲜卑的支援极为有限，他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向东吴。
景初元年（237）冬，公孙渊派遣使者称臣于吴，乞兵救援，试图重续盟好。
面对公孙渊的求援，东吴朝廷内部出现了分歧：部分大臣主张拒而不受，以报昔日斩使之仇；但陆逊、诸葛瑾等重臣认为，虽渊背盟，然魏伐辽东，于我有利，主张表面答应求援，实则坐观成败。
孙权最终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他在给公孙渊的回信中表示当发兵遥为之势，以成将军之功，但实际上并未派遣一兵一卒，仅派使者前往辽东观其虚实。
孙权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
一方面，嘉禾二年的教训让东吴对公孙渊彻底失去信任，不愿再为其付出任何代价；另一方面，东吴此时正忙于应对曹魏在淮南的军事压力，无力分兵北上。
更重要的是，孙权已看清公孙渊必败的结局，选择坐观曹魏与辽东两败俱伤，符合东吴的战略利益。
公孙渊对此虽心知肚明，但也只能厚待吴使，冀得外援，上演了一出外交闹剧。
景初二年（238）正月，魏明帝任命司马懿为帅，率领四万大军讨伐公孙渊。
司马懿采用声东击西之计，绕过公孙渊在辽水的防线，直逼襄平（今辽宁辽阳）。
公孙渊急忙向孙权求救，孙权虽出兵为其声援，却仅派少量军队在边境虚张声势，并未真正介入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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