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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仲青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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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尤其是弘正两朝以后，京察就是考察在京文官之政绩，以澄清吏治、巩固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了。
不过就像锤子可以用来打铁，也可以敲头杀人一样。
京察这种工具也会因为使用工具的人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与异化。
就比如隆庆六年临时加开的壬申京察，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清算。
隆庆六年六月，张居正联合冯保说服李太后，逐退高拱。
七月便指挥吏部发起了一场京察。
当月，吏部衙门考察奏黜吏部员外郎穆文熙、都给事中宋之韩、程文等三十三人，外调吏部主事许孚远、御史李纯朴、杜化中等五十三人，随后，科道又拾遗六人。
奏黜、外调、拾遗三重打击下来，张居正一共清退了一百零五名在职京官。
一个月内就灭掉了中央机构的各种反对声音，将中央的权柄牢牢地抓在手上。
十年柄政，由此开始。
张居正之后，首辅的权柄大不如前，内阁对吏部的控制也日渐减弱。
在皇帝怠政，拒绝担责的大背景下，京察又从集权工具，异化为了阁部之争、门户之争的党同伐异工具，致使朝堂上矛盾的日益加深。
为了避免故态复萌，在开启泰昌元年的辛酉京察时，皇帝采纳了内阁的意见，决定将京察的最后裁决权，与最高责任收归于己身。
如果官员之间发生矛盾，皇帝将及时下场，作出裁判。
在皇帝之下，抽调官员成立直属于皇帝的临时总裁会，总裁会负责在吏部和都察院拿出具体的裁员名单之后，对裁员名单进行审查，以确保被裁人员确实存在“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
等八裁之由，以避免冤枉。
实际上，避免冤枉都是其次，大明朝从不缺待官的读书人，就算把在京各衙门的重要官缺全部洗一遍，也能找到足够的候补官员补上，之所要成立这么一个总裁会，主要是为了将争吵的范围缩减到这个小会里，小会吵完了，朝廷就安静了。
尽管京察还在早期阶段，但朝野上下普遍预期，这个尚未成立的总裁会最后将由各派别领袖或者主要成员组成。
所谓人之贤否，俱难周知，为了充分考察，京察往往得耗费大量时间。
从筹备到收尾，前后耗时少则半年，多则近八九个月。
像张居正执政初期那种本就以打击清扫为目的，在短时间内便完成考察、降黜的疾风暴雨式的京察，属于极少数的特例。
一般来说，京察按顺序可分为建言、自陈、咨访、奏劾等四个部分。
所谓建言就是以吏部为首的各级官员上疏皇帝，请开京察。
建言通常被认作某次京察正式开始的标志，但因为本次京察本就是皇帝主动要求展开的，所以建言部分直接被跳过。
而自陈则是“两京文职堂上官，曾经科道纠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称职者，各自陈致仕，取自上裁。”
具体来说，就是主察官员最先上疏自陈，吏部大冢宰、都察院大司宪次之，吏部及都察院堂上佐贰官再次之。
主察官和吏部、都察院的堂上官自陈之后，在京四品及以上文官，再逐级上疏自陈，等候上裁。
在往年的京察中，主察官往往是吏部考功清吏司的官员，也称功郎。
比如影响深远的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的主察官，就是时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的赵南星。
在那次京察中，赵南星一上来就把吏部尚书孙鑨的外甥，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和他自己的姻亲，吏科都给事中王三余给斥黜了。
但是今年，功郎蒋一骢在自陈之前就被都察院山西道御史李九官给参罢了，为了追赃，蒋一骢现在还在北镇抚司的大狱里接受田尔耕的细心招待。
所以，主察官的自陈被跳过，直接进入到吏部和都察院主官的自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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