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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2章奏对（中）
考成法最早见于张居正在隆庆二年呈上的《陈六事疏》中的《重诏令》部分，实质颁行于四十八年前的万历元年十一月。
万历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疏上提纲挈领的一条是：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张居正认为，若想要“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则要“月有考，岁有稽”
。
疏上当日，即奉到上谕：卿等说的是。
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议都依议行。
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着该部另立期限责令完销，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
这道上谕虽未着文墨，但指示清晰。
如果代入皇帝只有九岁，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背景，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断，无论是请开考成的奏疏，还是批示同意的上谕，实际都出自一人之手。
考成法最精粹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六科这一抓手，从制度上大幅度地强化内阁的行政责任和监察责任。
六科本来就是为与六部相对应而设置的，各科设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若干人，按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
此外，六科给事中还可以奉敕审理或兼理一定的事务，诸如充任使臣、参加重大刑狱案件的鞠问等；也可以“风闻奏事”
，而不一定负核实的责任。
六科给事中官品较低，高不过六品，低不过七品，但因为直属于皇帝，所以可以纠劾百官，直达天听。
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府州县官，都可指名弹劾。
就连皇帝倦勤失德，他们可以直言劝谏。
故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六科给事中和御史们的弹奏往往成为政局和舆论的导向。
但自正德、嘉靖以来，六科给事中对于六部的正常职务监察，逐渐流于形式，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发生急剧的分流。
一部分人目睹时艰，能够舍身忘危，对各方面的腐蚀现象进行激切的揭露和抨击，有些人甚至不惜以生命来维护职责。
可是更多的给事中，却选择成为阁部大臣的附庸，同流合污以沾余润，甚至甘为刘瑾、严嵩这类权奸的鹰犬，充当他们的打手。
在历次内阁大学士的互斗，以及阁部之争中，都必有各派的给事中和御史充当前锋斥候。
张居正当权，当然不乐意这样的情况重演。
于是一方面要求恢复乃至提高六科原有的职任，规定各部、院的奏章和所奉的御批旨谕，一律要制成文册，分送六科和内阁。
六科即据此进行审阅查核。
另一方面，张居正又规定六科的一切监察核查活动，必应接受内阁的再监督和再核查。
这不啻是宣布，内阁乃是六科的上峰，是对监察者的监察。
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了六科过去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旧制，空前地将大权集中于内阁。
公正地说，要想大刀阔斧地推进涉及天下的改革，就必须要集中权力。
而在皇帝冲龄践祚的背景下，张居正也只能将权力集中到以他为首的一干辅弼重臣身上。
事实证明，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集权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果没有早期的集权，就绝没后来的整饬吏治、丈量田土以及一条鞭法。
但成也集权，败也集权，张居正就是因为过度地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权力集中于内阁，集中于他这个非相的“摄政”
，才担上了专擅的骂名，最终落得个人亡政息、祸及子孙的下场。
后来，继任首辅申时行之所以力主废除考成法，与其说是因为考成法被时论抨击为“执事太严”
“时政苛猛”
，还不如说是因为皇帝已经成年，有了自己的想法，再像当年张居正那样集权内阁，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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