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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将这“为什么”
向巴老诉说。
我的诉说,不能不牵涉到二十五年前——1957年所受的错案株连和一连串往事,当然也不能不讲到因错案发配河南的复旦毕业的兄长叶鹏……
巴老静静而专注地听完我的诉说,在一声长长的叹息以后,他说:“叶文玲,你很勤奋,写了很多作品,可是,为什么不写写这些事呢?你和你哥哥的经历,也是我们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照……”
就在这时,就在秋日的阳光下,我看见了,两滴清泪在巴老的眼眶里闪烁!
真正是醍醐灌顶!
我呆了,说不出一句话,模糊的泪眼,只映着那一头银丝,滚烫烫的耳畔,只响着这几句热烘烘的话,而心头注满的是那派温煦无限的阳光……
1994年,历时八年终于完稿的长篇小说《无梦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杭州、北京两地举行的有多名前辈参加的讨论会以后,引起了相当反响。
第二年冬天,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因为这部书的创作为我颁发了奖项,我也为此第一次飞抵了美国。
但我迟迟没有向巴老汇报这一切情况,就是怕打扰他惜时如金的写作。
但我心里,永远铭记他老人家语重心长的提示,在这部书再版时,我写了以《过时的话语》为题的《后记》,我永远感激巴老耳提面命的启发。
这份贮满难言感激的当面汇报,直到三年后才得以实现。
巴老使我铭记和感激的事,又何止这一件?
记得那次在他的寓所,我曾听他真诚地感叹我们那耗时太多的不必要的会议:“我们有很多时间浪费在开会中了,其实,有些会议是没有必要开的,不必浪费时间的,时间是生命,浪费时间真是太可惜呀……”
听着他随之发出的那声叹息,我在想:真该让那些热衷开会的“会议迷”
们来听听老人家的这一肺腑之言!
于是,我便想起来,除了第六届全国政协的第二次大会、除了中国作协的第三次、第四次作代会,巴老曾经亲临外,他果然很少为可去可不去的会议浪费宝贵的时间……
也是在那次造访时,我还听得他再次这样评价曹禺:“我不是什么大作家,要说真正的作家,曹禺才是。
曹禺比我有才华,他是个才子,写得又快又好,他是真正有才华的人,而我是靠笨办法写作的,曹禺要比我有才华多了……”
我同样记得,他是第二次这样真诚地夸奖老朋友曹禺。
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第三次作代会中,在与我们闲谈间。
当然,夸奖一个人并不在于次数,而是真诚。
对朋友,巴老永远如此谦虚,如此真诚。
1986年初春,也是从河南回浙路经上海,我闻讯巴老患病住在华东医院,便赶去探望。
巴老穿着病号服,但精神尚好,他问了我有关河南文坛的一些事。
当我后来无意间说起四年前在杭州饭店看他时,小林为我们拍的那张照片,被约稿的编辑弄丢了因而惋惜不已时,善解人意的巴老,马上让小林再次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瞬间摄珍,总算被我悉心保存,在1996年出版的《影记》中,留下了宝贵的纪念。
巴老曾送给我一本初版的亲自签名的《真话集》,送书的同时,还送了我一份《文汇读书报》。
当时没顾得细看,回到住地,我才细细读了那份报纸——原来,那上面有一篇《怀念从文》。
这篇字里行间处处满溢着深情厚谊的文章,共一个半版,至此,我才又一次默然领会了巴老对老友诚挚不渝的友谊。
就像他对妻子萧珊的怀念,是人世间最可吟诵的爱情诗篇一样,对朋友和对妻子儿女一样,巴老总有一份如火肝肠。
1986年初夏,我终于如愿调回故乡。
自此,只觉得与每年必来杭州喜欢住在灵隐创作之家的巴老越发亲近。
但是,就像近乡情更怯一样,我从此绝对遵循规定,给自己也给所有和我们同此心情的文朋艺友订了一条不成文的条约:如果不是特别的理由,如果不是北京或文艺界的领导前辈来了一定要去看望而奉命作陪,我们绝对不肯去打扰巴老。
我们深知时间对于巴老的宝贵,更知道一个清静的环境对于他健康的重要;人心的相通,人间的许多情意,不一定只有见面或言语才能传递,因而,无论是灵隐创作之家还是后来他住了六年之久的汪庄(西子宾馆二号楼,而今已改称“巴金楼”
),我倒比以前去得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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