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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代不同了，虽在庶人，有产即尊，虽在大夫，无产即卑。
礼必须下下来，刑也必须上上去。
这是一种新的秩序，但在过渡时期，和旧秩序比照起来，自然也就是“贵贱无序”
了。
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产生，有了新的法制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新法制的法家思想出现。
故尔法家倾向之滥觞于春秋末年，这件事的本身也就足以证明春秋中叶以后，在中国社会史上实有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各国都在变法，各国都应该有法家式的前驱者，特书缺有间，我们不能够知其详尽了。
在这儿我想就几位代表人物，略略加以叙述。
一 李悝
李悝在严密意义上是法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
，列为法家之首，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
可惜这三十二篇书已经亡佚，只有关于刑律和农政两项还在别的文献里面保存了一些梗概。
《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
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
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
又以其律‘《具》’其加减。
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然皆罪名之制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
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
据此可知秦汉以后的刑律大抵是祖述李悝，而李悝《法经》是治“盗贼”
为首要，这便是说，新起的法家精神是以保卫私有财产权为本位的。
李悝《法经》及其刑律虽然失传，但他的遣意遣法，毫无疑问，是被包含在秦、汉以来的律法里面了。
《唐律疏议》于此有所补充，足证李悝之法至唐犹存，特略有增损而已。
（原注）“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一《盗法》、今《贼盗律》是也，二《贼法》、今《诈伪律》是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原注）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
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
（原注）《户》者、《户婚律》，《兴》者、《擅兴律》，《厩》者、《厩库律》。
魏因当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
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
但李悝的建树并不专在于刑律，他还有更积极一方面的经济政策。
《史记·孟荀列传》，谓“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
，可惜他这项教令也遗忘了，仅仅在《汉书·食货志》里面还保留了一点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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