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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在一般只认为是兵家，但其实他也应该是法家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先秦文献中，言兵时固然早已以孙、吴对举，而言法时则是以商鞅、吴起对举的。
吴起并不是单纯的一位兵家，即就兵法来说，应该只是法的一个分枝。
关于吴起，我曾经有《述吴起》一文详细论述，在这儿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他曾经师事过曾申，也师事过子夏，自然也是在初期儒家的影响中陶冶出来的人。
他曾事魏文侯与武侯，为魏守西河，出于翟璜所荐。
后为王错所谗，乃逃入于楚，为楚悼王令尹仅一年，而悼王没。
仇视吴起的“楚之贵戚”
射杀吴起于悼王尸次。
这是悼王二十一年的事。
吴起在魏的期间比较长，在楚的期间比较短。
在魏所留下的德政是兵制的建设。
魏惠王时公叔痤为将，与韩起战浍北，痤获胜，惠王郊迎，赏田百万，公叔痤不敢受，他曾经这样说过：“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
。
那时吴起早已死了，惠王还“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
（以上见《战国策·魏策》）。
足见魏国的兵制是吴起的余教。
那么魏国的兵制又是怎样的呢？
“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
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
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
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
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
（《汉书·刑法志》）
由这段文字看来，可知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魏的武卒创始于吴起，秦的锐士创始于商鞅，魏的武卒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刑法志》引用了荀卿的话（案出《荀子·议兵篇》）：
“魏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
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这是一种常备兵的设置，这无疑便是所谓“吴起余教”
了。
他的兵书四十八篇，在《汉志》属于“兵权谋”
类，可惜已经失传，现存“《吴子》六篇”
乃是伪托。
他的兵法自然无从得而详悉了。
《吕氏春秋·执一篇》载一故事，乃吴起与商文争相（《史记·吴起传》误作田文），吴起曾举三事自负。
第一事是：“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
第二事是：“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爰）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爰）轻”
。
第三事是：“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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