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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轻的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对这种情绪回应道：“在这里真是太好了！
为什么？因为数以百万计身在欧洲大陆的人都在这个时刻向往着伦敦！”
他声称“到了伦敦就像是进了天堂”
。
与皇家空军飞行员比翼齐飞的波兰飞行员在战争期间把英国称为“最后的希望之岛”
。
然而，相对于英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所有的相互支持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像是充满了矛盾和误解的疾风暴雨。
即便是在紧迫形势下的绝望时刻，即便是在德国军事机器的碾压之下苦苦挣扎求生的时候，他们也会因文化冲突和语言差异而扭打在一起。
对于许多流亡的欧洲人来说，英国人看上去很傲慢并缺乏同情心，对岛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不了解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后所带来的残酷现实。
与此同时，英国人对蜂拥而至的外国人无休止的抱怨、抗争和要求也失去了耐心。
尽管如此，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多数人能够为了他们共同的目标——打败希特勒而放弃分歧，紧密合作。
当大战结束时，一位皇家空军元帅在评论由他指挥的欧洲飞行员时，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我们已经在一起结下了兄弟情谊”
。
在欧洲人之间也形成了相似的兄弟情谊。
一位荷兰情报人员曾就他在伦敦见到的波兰人、法国人、挪威人、比利时人和捷克人评论道：“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未来也不确定，但我们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在我以前曾热切认同的荷兰人圈子之外，出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兄弟情谊，它张开双臂欢迎了我。”
随着战争的进行，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的成员也在官方和个人的层面上编织起了紧密的纽带。
失败和占领的创伤使他们相信，如果欧洲希望在未来具有任何影响、实力和安全的话，他们的国家就必须在战后结合在一起。
他们在伦敦的合作播下了大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种子——这一卓绝的努力让西欧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而两个东欧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当苏联和美国在1941年进入战争时，英国和被占领的欧洲之间的团结让位给了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
约瑟夫·斯大林决定在战后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控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负罪感缠身的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直到40多年后，东欧出现“巨变”
和苏联“解体”
，“战争”
才算真正结束。
在此期间，英国在战后又恢复了传统的对欧洲的超脱，拒绝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运动。
尽管它终于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但却不是心甘情愿的。
以后在成为欧盟成员时，它也同样是摇摇摆摆的。
这个争议问题在2016年6月达到了沸点，大多数英国人在一次全民投票中支持脱离欧盟。
英国与欧洲即将离开所带来的冲击和痛苦，与当年战争关键时刻的决心和希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时的英国与欧洲团结在一起，打败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
。
法国记者伊芙·居里（EveCurie）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eSklodowska）和皮埃尔·居里（PierreCurie）的女儿，她也曾是一名流亡者。
对她来说，战时英国的壮举体现在了丘吉尔和在伦敦加入他的行列的欧洲人身上——“正是那些疯狂的、不拿枪的英雄战胜了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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