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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当战争正在进行而事情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不再会奢望能对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盟友慷慨好义，甚至公平相待。
如果把他留在那里的唯一用处是当替罪羊，那么他就必须当替罪羊。”
为了逃避承担对法国战场失败的责任，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到比利时人的身上。
对于在5月17日替代甘末林担任法军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MaximeWeygand）将军来说，比利时的投降实际上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为在比利时被打败而推卸责任了”
。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盟军指挥官们甚至直截了当散布谎言。
魏刚和戈特都明确地声称，他们没有得到比利时即将投降的警告。
戈特还指责比利时军队的懦弱，指责他们撤离战斗从而危及了正撤往敦刻尔克的英国军队的安危。
实际上，正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邦德（BrianBond）所写：“几乎没有空中掩护的比利时军队在德国人进攻时首当其冲……从而让英国远征军比较容易地撤回到了法国边界。
事实上，没有勇敢的比利时军队的长期抵抗，英国远征军是不可能从敦刻尔克撤离的。”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在对利奥波德和比利时人的诋毁中走得更远。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雷诺是少数反对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的法国政治人物之一。
才组建政府短短两个月的雷诺正在接近感情崩溃的边缘。
在德国入侵的初期，他与丘吉尔保持一致，认为法国应该继续坚持战斗。
但随着军事状况的恶化，他开始感染上了他的许多部长们所有的失败主义情绪，其中包括84岁的副总理，失败的马其诺防线战略的设计者菲利普·贝当（PhilippePétain）元帅。
因为雷诺曾发誓自己永远不会接受投降，他知道他很快就要将权力移交给贝当，而这样做将会激怒英国人。
在比利时投降以后，他看到了一个将责任从自己和他的政府那里转移到不幸的利奥波德身上的黄金机会。
雷诺在听到比利时投降的消息时向他的部长喊道，“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背叛！
这是丑陋的，绝对是丑陋的！”
在5月28日向法国人民的广播中，他指责比利时按照国王的命令在战争中途突然无条件地投降，没有警告法国和英国的战斗人员，从而向德国军团开放了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
在他广播之前，雷诺对刚刚抵达法国，对不支持攻击他们国王的比利时政府官员进行了威胁。
如果他们不支持他，他就不能保证在德国入侵后逃到法国的200多万比利时人的安全。
比利时的部长们显然很担心利奥波德会考虑与德国人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因而屈从了雷诺的要挟。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利奥波德施加了更为严厉但同样无端的指责。
他们指责利奥波德“通敌”
，指责他叛国。
他们的指责并没能防止法国人对他们同胞的暴力行为，反而增加了法国人对比利时难民的愤怒。
比利时难民被嘲讽，被辱骂，被殴打，从餐馆和酒店中被赶出来。
一些逃到法国的比利时飞行员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
而在法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几千名年轻的比利时人则被囚禁在他们的营房里。
由于不了解英国和法国军队在面对德国闪电战时所表现出来的笨拙和无能的真相，英国的公众舆论很快就接受了对利奥波德和比利时的指责。
在伦敦，《每日镜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卡通画，将比利时国王描绘为一条头带纳粹标志王冠的蛇。
《伦敦标准晚报》称他为“卖国的国王”
。
一位英国报纸专栏作家写道，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在英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不会有一个孩子会起名叫利奥波德。
《纽约客》驻伦敦的记者莫利·潘特-唐斯（MolliePanter-Downes）告诉美国读者，“有那么一天，希特勒不得不把他‘最受憎恶的人’的头衔让给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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