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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向哈康保证，他不用担心。
英国国王告诉哈康，经过在白金汉宫和温莎射击场上的勤奋练习，他和王后已经完全能够保护自己了。
乔治还骄傲地向哈康展示了在皇宫地下室里的一个作为防空洞的房间。
那个房间以前是皇宫女仆的休息室，房间里放着皇宫中过剩的维多利亚式椅子和沙发，并配有桶装的沙子和救火用的手动水泵。
哈康还是很不放心，因为他知道德国人跟踪敌人的技能是非常高超的。
他问他的侄子在德国入侵的情况下，王室有什么样的计划从伦敦撤离。
他被告知，为保护国王，专门指定了一支由精心挑选的皇家骑兵组成的精锐军事部队。
他们将昼夜待命，以备在发生突击袭击时保护王室人员乘坐装甲车去安全地点。
哈康还是半信半疑，他要求实地操练一次撤离计划。
乔治感到有些困扰，但还是遵从了哈康的要求，按下了一个警报按钮来召唤他的警卫部队，然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国王派了一个侍从外出找原因，侍从回来报告说：一位在皇宫值班的伦敦警察通知警卫没有任何攻击行动，“因为他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
国王命令继续操练在发生袭击的情况下的紧急应对措施：一群警卫冲进了皇宫花园，“像松鸡狩猎时赶松鸡的人那样拍打灌木丛和花坛，而不是像在追捕一个危险的敌人”
。
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大笑起来，而哈康国王则大为惊恐。
由于这次事件，皇宫的安全防卫措施大大增强了（战后发现的德国文件显示，在入侵英国的时候，一支由100多名训练有素的伞兵组成的突击队将直接降落到白金汉宫的地面上以抓捕乔治六世国王及其家人。
德国的“俘虏名单”
上还包括了温斯顿·丘吉尔以及国王哈康、威廉明娜女王、西科斯基将军和爱德华·贝内什等外国领导人）。
在战争期间逃到伦敦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比他们国家的君王或政府高官要差了许多。
外国领导人在梅宝尼克拉里奇酒店或里茨烧烤餐厅吃午饭时，他们的同胞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伦敦移民生活的中心苏豪区——从17世纪以来那里就是欧洲外籍人士的避风港，随意、嘈杂且便宜。
那个地区布满了流亡者们喜爱的法国、意大利、希腊、中国和其他民族的餐馆。
老康普顿街拐角处的约克大教堂是最著名的会议场所之一，吸引了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和比利时政府的低级官员。
老康普顿街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屠宰店、蔬菜水果店和糕饼店，人们称它“法国化了，就像是巴黎的圣多诺丽”
。
到了1940年底，在英国首都居住的欧洲大陆流亡者——军人和平民超过了10万人。
随着战争的持续，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他们大多是逃离了自己国家的年轻人，来到英国以便继续战斗。
荷兰法律系学生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在23岁时，乘坐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生锈的货轮逃离了他的国家。
他说：“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去英国，并加入盟军。
要渡过海峡到英国去，你就不得不牺牲所有你爱的人……所求的就是这么一项特权：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去抗击纳粹。”
在移民中就有捷克流亡政府广播部门的负责人约瑟夫·科贝尔（JosephfKorbel），他与妻子和小女儿马德伦卡（Madlenka）住在肯辛顿公园路一座红砖公寓的三楼。
60多年后，马德伦卡——现在是世界闻名的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将会以生动的细节来描绘在她4岁经历伦敦大轰炸的时候，她如何每晚都蜷缩在公寓地下室庇护所的一张双层**，听着德国空军的炸弹在附近的街道上爆炸。
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德国的轰炸袭击几乎算不上是科贝尔和其他欧洲流亡者不得不应付的唯一困难。
与美国等多个国家一样，英国也担心来自国外的“第五纵队”
渗透进城市和农村，为德国的入侵做准备。
许多英国人都认为，德国在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取得的惊人的胜利不能仅用这些国家政治和军事的软弱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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